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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儒家那边又是如何呢？他们构想的君王是个无比高尚的圣君，要用爱心感化臣民，对于他们的过错，即使是大错也要轻惩，以圣人的仁慈去劝诫宽恕他们，使他们心怀感激；于是，臣民就会效仿圣人，争相做好事、行善举。
从理想框架来看，法家相较于儒家更具有实践性。
慎到提出的‘人治’，核心在于对君主个体的要求，但这位君主又是国家的轴心，一旦君主治国无方，国家岂能不陷入危机？
慎到时代的齐威王早年疏于朝政，导致内政腐败，官场黑暗，外敌侵凌。后来齐威王痛定思痛，从自我做起，严查国内贪腐官吏，重申法制。
老爹，您还记得齐威王与两位大夫的故事吗？”
“自然记得，说的是有两个大夫，许多官员都说即墨大夫不好，反而盛赞阿大夫。
齐威王暗中调查后发现，即墨大夫为人正直，不善于交际，但他管理下的百姓并无怨言。
相反，阿大夫擅长社交，可他管辖的地方却是民怨沸腾。
于是齐威王重赏即墨大夫，而将阿大夫处以烹刑。
从此，齐国上下振奋，政治逐渐清明。”
“没错，事情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很好，齐国因此强大起来。
然而这也埋下了隐患，齐威王虽然是明君，但在处理阿大夫时并未进行公开审判，没有给予阿大夫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就是问题所在。
为何即使明知某人罪孽深重，仍要经过公开审判程序，列明罪状后再行处置，就是为了在法律面前体现公正公平原则，让每个人都能够有据可查。
阿大夫治理的地方，或许存在其他难言之隐呢？
倘若国君长期不理朝政，当地万一发生灾荒，或者自然条件本就不如即墨城优越，这些客观因素同样可能导致民众不满。
所以，是否冤杀尚不得而知，至少应有审判的过程。
而在齐威王那里却没有，一切都依赖于君主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是非常危险的。尽管齐威王可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但不能保证后世的君王也能如此英明果断。
到了齐泯王时期，由于齐泯王威权震天，不少大臣都不敢轻易进谏，即便国君犯错，也不敢指出。
因此，法家体系的第一个破绽就在于势制。
虽然法家势制强调依法治国，但其根本还在于要求有一位明君坐镇。”
对此，嬴政表示深深的赞同。
“接下来要说的是申不害，也就是现今的申子，他也深受道家老子权谋思想的影响。申不害认同势派与法派的观点，强调君主的权位稳固，这样才能确保政令畅通无阻。
他在韩国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与商鞅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诸如开垦土地、废除井田制，提倡有功必赏，大胆任用有才干的人才，积累国家财富，收缴各贵族私兵，重视兵器制造。韩国之所以被誉为‘劲韩’，是因为申不害变法使其富国强兵，令列国不敢轻易侵犯。
然而他认为仅有上述还不够，关键在于君王自身需具备智谋。春秋战国时期，臣弑君之事屡见不鲜。
因此，申不害提醒君王不应盲目信任任何一位大臣，用人而不完全信赖。君王应当做到内心不动声色，让臣子揣摩不到君王的真实意图，如此一来，臣子无法看到君王的底牌，从而减少了很多阿谀奉承和图谋不轨的行为。
申不害提出了运用‘术’的方式去监督审查贪官污吏，迫使他们忠诚尽责。
权术运用，申不害并非首创，自古以来，人们为了自保，都会运用一些手段，这种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谋略。然而，在官场政治斗争中盛行的驭臣之术，必然伴随着欺君之策的滋生。
臣子害怕君王，便会绞尽脑汁欺骗君王，同时又要防止其他同僚嫉妒自己而加害于己。这样一来，朝廷政治局面变得极其不稳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反而削弱了朝廷的稳定性。
因此，申不害的权术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政治清明，官员们恪尽职守，但这种效果并不持久。一些“机智”之臣开始寻找漏洞，利用权术陷害同僚。
申不害将这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传授给了韩氏王族，使得韩王室对此推崇备至。韩昭侯与申不害之后的韩国，因老贵族复辟而抛弃了申不害所强调的依法治国理念，却对申不害的“术”沉迷不已。
韩氏之所以再无振兴之力，就在于“术”的思维已深深植入韩国官场，真正有抱负之人难以在此环境中施展拳脚。
“辰儿，照你这么说，即使韩非拥有旷世奇才，集法家大成于一身，到了韩国也难有作为。”
“确实如此，如今韩国上下腐败透顶，恐怕不出一年，我大秦就要将其扫平，他个人能力再强也无法改变大局。”
“说得好，韩氏不足为虑，哈哈！”
嬴政极为欣赏赵辰这份豪气，颇有其父之风。
“接下来便是我们大秦的商鞅了，此人你应该相当了解，我就不再赘述了。”
“寡人自然清楚，那么辰儿，你认为商君为何会选择以死明志呢？”
“父亲这是要考校我吗？我认为凭商鞅当时的地位，他完全可以铲除所有反对他的贵族势力，甚至包括太子！春秋战国时期，权臣篡位、架空君主之事屡见不鲜，比如田氏代齐、晋国四卿瓜分晋室、秦国秦献公亦是借重臣之力上位。
然而，在这个时代，商鞅变法赋予奴隶平民获得爵位的机会，深得民心。若他想要篡位，可谓易如反掌。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宁愿牺牲自己，向所有人传达一个理念——‘法治’，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
君王保有权势固然没错，但在赢得人心方面，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通过合法的证据收集、审判程序以及依法定罪来处理事务，决不可仅凭君王一时喜怒，就随意处罚臣子。
臣子犯错，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相应惩罚；臣子建功立业，也应依据法律规定的奖赏措施进行表彰，不得因君王一时情绪波动而任意赏罚。唯有如此，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法律。
商鞅正是以身殉法，为大秦播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种子，也才有了今日强盛的大秦。”
嬴政没想到赵辰对商鞅评价如此之高，但这也确实是实情，大秦能有今日之强大，商君功勋卓着。
“父亲试想，儒家思想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儒家体制下，君王对于功臣或许会因一时高兴而重赏，但如果后来有人同样立下同等功劳，却因君王心情不佳而受赏较少。在处罚时，也是由君王的心情决定，这样就会导致臣子们的不满：为何他所得比我多？或者我为何受到这样的惩处？
这便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所在。
当然，法家并非完美无缺，只能说它更适合春秋战国这个特定时代，相较于儒墨道三家的治国理念，法家在当时更具优势。
因为在现阶段，君主实际上享有的权力极大，即便是实际并无多少实权，名义上仍需打着君主旗号，以期令天下人心悦诚服。
法家所制定的法律，是由君王和大臣共同确定的，所以无论哪家学派的思想，对君主都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
儒家以道德约束君王，主张不行仁政则会失国；
墨家以天命警示... -->>
“不过儒家那边又是如何呢？他们构想的君王是个无比高尚的圣君，要用爱心感化臣民，对于他们的过错，即使是大错也要轻惩，以圣人的仁慈去劝诫宽恕他们，使他们心怀感激；于是，臣民就会效仿圣人，争相做好事、行善举。
从理想框架来看，法家相较于儒家更具有实践性。
慎到提出的‘人治’，核心在于对君主个体的要求，但这位君主又是国家的轴心，一旦君主治国无方，国家岂能不陷入危机？
慎到时代的齐威王早年疏于朝政，导致内政腐败，官场黑暗，外敌侵凌。后来齐威王痛定思痛，从自我做起，严查国内贪腐官吏，重申法制。
老爹，您还记得齐威王与两位大夫的故事吗？”
“自然记得，说的是有两个大夫，许多官员都说即墨大夫不好，反而盛赞阿大夫。
齐威王暗中调查后发现，即墨大夫为人正直，不善于交际，但他管理下的百姓并无怨言。
相反，阿大夫擅长社交，可他管辖的地方却是民怨沸腾。
于是齐威王重赏即墨大夫，而将阿大夫处以烹刑。
从此，齐国上下振奋，政治逐渐清明。”
“没错，事情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很好，齐国因此强大起来。
然而这也埋下了隐患，齐威王虽然是明君，但在处理阿大夫时并未进行公开审判，没有给予阿大夫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就是问题所在。
为何即使明知某人罪孽深重，仍要经过公开审判程序，列明罪状后再行处置，就是为了在法律面前体现公正公平原则，让每个人都能够有据可查。
阿大夫治理的地方，或许存在其他难言之隐呢？
倘若国君长期不理朝政，当地万一发生灾荒，或者自然条件本就不如即墨城优越，这些客观因素同样可能导致民众不满。
所以，是否冤杀尚不得而知，至少应有审判的过程。
而在齐威王那里却没有，一切都依赖于君主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是非常危险的。尽管齐威王可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但不能保证后世的君王也能如此英明果断。
到了齐泯王时期，由于齐泯王威权震天，不少大臣都不敢轻易进谏，即便国君犯错，也不敢指出。
因此，法家体系的第一个破绽就在于势制。
虽然法家势制强调依法治国，但其根本还在于要求有一位明君坐镇。”
对此，嬴政表示深深的赞同。
“接下来要说的是申不害，也就是现今的申子，他也深受道家老子权谋思想的影响。申不害认同势派与法派的观点，强调君主的权位稳固，这样才能确保政令畅通无阻。
他在韩国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与商鞅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诸如开垦土地、废除井田制，提倡有功必赏，大胆任用有才干的人才，积累国家财富，收缴各贵族私兵，重视兵器制造。韩国之所以被誉为‘劲韩’，是因为申不害变法使其富国强兵，令列国不敢轻易侵犯。
然而他认为仅有上述还不够，关键在于君王自身需具备智谋。春秋战国时期，臣弑君之事屡见不鲜。
因此，申不害提醒君王不应盲目信任任何一位大臣，用人而不完全信赖。君王应当做到内心不动声色，让臣子揣摩不到君王的真实意图，如此一来，臣子无法看到君王的底牌，从而减少了很多阿谀奉承和图谋不轨的行为。
申不害提出了运用‘术’的方式去监督审查贪官污吏，迫使他们忠诚尽责。
权术运用，申不害并非首创，自古以来，人们为了自保，都会运用一些手段，这种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谋略。然而，在官场政治斗争中盛行的驭臣之术，必然伴随着欺君之策的滋生。
臣子害怕君王，便会绞尽脑汁欺骗君王，同时又要防止其他同僚嫉妒自己而加害于己。这样一来，朝廷政治局面变得极其不稳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反而削弱了朝廷的稳定性。
因此，申不害的权术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政治清明，官员们恪尽职守，但这种效果并不持久。一些“机智”之臣开始寻找漏洞，利用权术陷害同僚。
申不害将这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传授给了韩氏王族，使得韩王室对此推崇备至。韩昭侯与申不害之后的韩国，因老贵族复辟而抛弃了申不害所强调的依法治国理念，却对申不害的“术”沉迷不已。
韩氏之所以再无振兴之力，就在于“术”的思维已深深植入韩国官场，真正有抱负之人难以在此环境中施展拳脚。
“辰儿，照你这么说，即使韩非拥有旷世奇才，集法家大成于一身，到了韩国也难有作为。”
“确实如此，如今韩国上下腐败透顶，恐怕不出一年，我大秦就要将其扫平，他个人能力再强也无法改变大局。”
“说得好，韩氏不足为虑，哈哈！”
嬴政极为欣赏赵辰这份豪气，颇有其父之风。
“接下来便是我们大秦的商鞅了，此人你应该相当了解，我就不再赘述了。”
“寡人自然清楚，那么辰儿，你认为商君为何会选择以死明志呢？”
“父亲这是要考校我吗？我认为凭商鞅当时的地位，他完全可以铲除所有反对他的贵族势力，甚至包括太子！春秋战国时期，权臣篡位、架空君主之事屡见不鲜，比如田氏代齐、晋国四卿瓜分晋室、秦国秦献公亦是借重臣之力上位。
然而，在这个时代，商鞅变法赋予奴隶平民获得爵位的机会，深得民心。若他想要篡位，可谓易如反掌。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宁愿牺牲自己，向所有人传达一个理念——‘法治’，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
君王保有权势固然没错，但在赢得人心方面，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通过合法的证据收集、审判程序以及依法定罪来处理事务，决不可仅凭君王一时喜怒，就随意处罚臣子。
臣子犯错，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相应惩罚；臣子建功立业，也应依据法律规定的奖赏措施进行表彰，不得因君王一时情绪波动而任意赏罚。唯有如此，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法律。
商鞅正是以身殉法，为大秦播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种子，也才有了今日强盛的大秦。”
嬴政没想到赵辰对商鞅评价如此之高，但这也确实是实情，大秦能有今日之强大，商君功勋卓着。
“父亲试想，儒家思想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儒家体制下，君王对于功臣或许会因一时高兴而重赏，但如果后来有人同样立下同等功劳，却因君王心情不佳而受赏较少。在处罚时，也是由君王的心情决定，这样就会导致臣子们的不满：为何他所得比我多？或者我为何受到这样的惩处？
这便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所在。
当然，法家并非完美无缺，只能说它更适合春秋战国这个特定时代，相较于儒墨道三家的治国理念，法家在当时更具优势。
因为在现阶段，君主实际上享有的权力极大，即便是实际并无多少实权，名义上仍需打着君主旗号，以期令天下人心悦诚服。
法家所制定的法律，是由君王和大臣共同确定的，所以无论哪家学派的思想，对君主都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
儒家以道德约束君王，主张不行仁政则会失国；
墨家以天命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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