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先做对的事,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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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先做对的事,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从佛罗里达州海岸开船出海,海上是钓鱼的好地方。我把股票完全放下了,很放松,过得十分高兴。一天,几个朋友开摩托艇从棕榈海滩过来找我,其中一个随身带了张报纸。当时,我几天没看报纸了,也不太想看,我对任何新闻都没啥兴趣。但我扫了一眼他带上游轮的那张,发现市场已经大幅反弹,涨了十多点。
我说,我想和他们一起上岸。偶尔小幅反弹是合理的。熊市还没结束呢,华尔街上那群愚蠢而绝望的利益相关者,全然不顾货币环境,脑子进水,亲自上阵或指示他人哄抬股价,实在让我受不了。我只是想去看看市场,并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我知道,我特别想看看报价板。
我的券商,哈丁兄弟公司,在棕榈海滩有个分部。我走进去的时候见到了不少熟面孔,大都看好后市。他们都是读盘的短线,而短线只需操作迅速,没有远见,因为不需要有远见。我说过,我就做快线,纽约交易所的人都叫我“少年杀手”。当然,人们总会夸大赢家的盈利量和交易额。这里的人听说我是纽约的大空头,就认为我会再次猛放空。他们相信市场会继续上扬,而我的职责就是和牛市作战。
我是来佛罗里达钓鱼的,前段时间压力太大,我需要好好休个假。但当我看到价格反弹得有点离谱,就再也不觉得需要休假了。我一开始没考虑上岸后要做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卖空。如果我是对的,我就必须证明我是对的,而要证明我是对的,就得用我那一贯的唯一的方法来证明,也就是一捆捆的钞票。通盘放空将是一种适宜的、有远见的、赚钱的甚至是爱国的行为。44我在报价板上先看到了安纳康达的股票,即将突破300点。它蹦蹦跳跳地一路飙升,显然有实力雄厚的财团在撑盘。我一直坚信的理论中有这么一条:股价首次突破100、200或300块后,不会在整数点上停下,而是会继续涨得更高,所以,如果在它突破整数大关时立即买进,肯定有利润。胆小的人不喜欢在股价新高点买入,而我则相反,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在指导我。
安纳康达只是面值25美元的股票,400股安纳康达才等于100股其他正常的100面值的股票。我预计安纳康达突破300点后会继续走高,应该很快就能涨到340点。
别忘了,我可是看跌大盘的,但我也读盘做交易。我了解安纳康达,按照我的估计,它应该会迅速上涨。活跃股总能吸引我。虽然我已经学会了耐心与等待,但还是喜欢大涨大跌,而安纳康达可不是横盘的牛皮股。我急切地渴望证实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这种急切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所以在安纳康达突破300块时,我买进了。
当时的大盘显示买盘比卖盘多,所以应该还会再涨一些,最好暂时不要急着做空,我需要等。但我不能干等着,等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赚些花销。怎么做呢?就是在安纳康达上做个快线,赚30个点即可。没错,我看跌后市的同时,却对这支个股看涨。所以我买进了3.2万股安纳康达,相当于8000整股。这么做是有点冒进,但我对自己的判断胸有成竹,而且据我估计,这次的盈利可以增加我的本金,可以在后市的放空操作中派上用场。
第二天,不知道是因为北方的暴风雨还是怎么的,电报中断了,我只能在哈丁公司等消息。无法交易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闲聊,做各种猜测,那天我们就在闲聊。后来,我们等来了那天唯一的报价:安纳康达,292块。当时,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股商和我在一起,他知道我做多了8000整股的安纳康达,我觉得他手里也有点,因为看到报价时,他相当抓狂。他说,不知道消息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又跌了十点了。我却很淡定,以安纳康达的涨势来看,暂时跌二十几个点很正常。我对他说:“别担心,约翰,明天就好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只是看着我,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比我懂,他就是那种人。我笑了笑,在公司继续等新传来的报价,但那天再也没有新的信息发来。我们只知道安纳康达跌到了292块,对我来说,这等于凭空出现了将近十万美元的账面亏损。我想来招快的,现在我得到了。
第二天,电报线修好了,我们又正常收到报价了。安纳康达开盘298,然后涨到了302,但很快就开始回踩,同时其他股票也表现不对,迟迟不愿跌的样子。我立刻决定:如果安纳康达跌到301,那我就得重新全盘考虑,它的动作是不是被人操纵了。如果一切正常,安纳康达应该会一直涨到310块,如果回档,就说明我被骗了,我的操作有误。人犯错的时候,唯一该做的就是不要再错下去。我持有8000整股,本指望能涨三四十点。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果然,安纳康达跌回了301,它一跌到这个价位,我就偷偷跑到电报员那里,让他直接给纽约总部发报,我对他说:“把我所有的安纳康达全抛掉,8000整股。”我压低了声音,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非常害怕,但我再次点头说:“全部抛掉!”
“好的,利文斯顿先生,你不是说按市价吧?”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自己要亏几百万,而且只是因为一个粗心代理人的傻帽操作。但我只是告诉他:“快抛掉!别问了!”
当时吉姆·布莱克和奥利弗·布莱克两兄弟也在大客户室,但显然应该听不见我和电报员的对话。他们从芝加哥来,曾经是小麦期货商,名声在外;现在是纽交所里举足轻重的股商,非常富有,挥金如土。
我离开电报员想返回报价板前的座位,奥利弗·布莱克笑着冲我点了点头。“你会后悔的,拉里。”他说。
我停住脚步,问道:“什么意思?”
“明天你就得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我说。除了电报员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笔交易。
“安纳康达,”他说,“你明天得以每股320块把它买回来,你这招可不咋样啊,拉里。”他又笑了笑。
“哪招不咋样啊?”我看起来很无辜。
“按市价抛出你的8000整股安纳康达啊,你应该持股的。”奥利弗·布莱克说。
我知道他很聪明,而且常常根据内线消息交易,但我不明白他怎么这么清楚我的交易,我确信公司不会透露我的操作。
“奥利,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大笑起来,告诉我说:“是查理·克里特兹告诉我的。”就是那个电报员。
“但他没有离开过座位呀!”我说。
“我听不见你们俩在说什么,”他笑着说,“但他为你向纽约发的电报,我可听得一清二楚。几年前因为电报方面的问题,我和别人吵了一架,后来我就学会了电报密码。从那时起,每当我口头下单后——就像你对电报员做的一样——都会亲自确认他们是否按我的原意把消息发出去了,我能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消息是什么。你一定会后悔清空安纳康达的,它会涨到500块。”
“这次不会,奥利。”我说。
他盯着我说:“你倒是挺自信嘛。”
“不是我自信,是行情记录告诉我的。”我说。当然,客户室里没有报价器,所以没有记录,但是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听说有些人,”他说,“读盘时看到的不是价格,而是像看列车时刻表一样,看到的是什么股票什么时候会到站、离站。但这些人都住在精神病房里,小包间的,四面墙都包着软垫,以免他们自残。”
我没有接下话茬,因为这时服务生给我送来一张便函,他们以299块为我抛出了500股。很明显,这里的报价和市价有时差。我让电报员抛出的时候,棕榈海滩报价板上是301点,但同一时间纽约证交所里的价格已经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如果当场有人愿用296块的价位买走我的股票,我会开心得要死,马上接受。可见,我不用限价交易是正确的。假如我限价300块抛,那我就永远脱不了手了,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套住。
我在股价300块时买的安纳康达,他们在299价位抛出了500整股,在299点抛出了1000股,在299抛出了100股,在299点抛出了200股,在299抛出了200股,其余是在298价位抛出的。哈丁公司最聪明能干的场内交易员花了15分钟才帮我脱手最后100股,他们不想把股价砸死。
接到最后一笔卖单的成交报告后,我正式开始做空,这才是我上岸的真正目的。我必须这么做。市场已经疯涨过了,急需做空。但大家又开始看涨。市场走势告诉我,涨势已经到头。毫无疑问,做空很安全,想都不用想。
第二天,安纳康达开盘在296块以下,等待股价继续上扬的奥利弗·布莱克早早来到大客户室,准备随时现场迎接它突破320块。我不知道他是否持股,持了多少,但他看到开盘价时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整天都没笑。安纳康达持续下跌,最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根本没人接盘。
这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我的账面利润持续增加,每个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判断是对的。于是我卖空了更多的股票。可以说卖空了一切股票!现在可是熊市,所有股票都在跌。第二天是星期五,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持有相当大笔的空头,所以必须放弃钓鱼,离开佛罗里达,纽约有人等我。谁在等我?我自己啊。棕榈海滩太远太偏僻了,电报的往返会耽误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海滩赶往纽约。星期一,我被迫在圣奥古斯丁逗留了三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家券商,我自然要去看看市场的表现,不会干等着。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安纳康达又低了几个点。实际上,它后来一直跌,根本停不下来,直到那年秋天的大崩盘。
回到纽约后,我连续四个月都在卖空。市场反弹挺正常,我就不停地平仓然后再做空。严格说来,我没能坚守仓位。别忘了,我曾经把在旧金山地震中赚的三十万美元全赔光了,我判断对了,却赔光了。经历过逆境,人会特别享受身处顺境的感觉,即使他没有爬到最高峰,所以我采取了安全的操作模式。只要劳动,人就会赚钱,但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判断才能赚大钱。做这行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用理论预测未来。
虽然现在看来,那场战役的策略并不完善,但结果还不错。那年夏天,市场出现盘整,显然难有大作为了,我们要一直等到秋天才有大事可做。我的熟人们都准备或已经到欧洲去度假了,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清了盘,坐船去了欧洲。我共获利75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算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到了艾克斯莱班45,玩得很开心。我也确实得休个假了,能带着大捆钞票在这么个地方度假真是太棒了,而且还有一帮好朋友和熟人,大家都一心玩乐。在艾克斯莱班,想找乐子一点都不费劲。华尔街是那么遥远,我完全想不起来,在美国的度假村可从来没有这样放松的感觉。我不用听别人聊市场,也不必做交易。我手里的钱够用很久,而且当我回到纽约,就有办法把整个夏天在欧洲的开销都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一天,我在《巴黎先驱报》上读到一条纽约快讯,说斯迈特公司宣布派发额外分红。消息一出,斯迈特股票大涨,整个市场也恢复了强劲势头。当然,这也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一切。这条消息明确表明,多头集团还在和大环境做殊死斗争,与常识和诚实对着干。他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便想用这套手段哄抬市场,好在暴风雨袭击他们之前把所有持股倒进市场。也可能是他们觉得危险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那么迫在眉睫。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们也会像政客一样不顾实际情况去空想,这跟普通傻子没什么区别,我可不能那么干。也许证券发行商或新股承销商可以承受这种空想带来的后果,可投机商绝不能染上这样的恶习,那将是致命的。
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总有人在熊市炒作多头,他们无一例外都注定一败涂地。我一读到那条快讯就开始不舒服,而我知道只有一种做法可以让我平静下来,那就是放空斯迈特。为什么呢?内线们在金融危机迫近的当口提高股息率,就像跪着求我放空一样。这很让我生气,就像小时候那些对你说“你敢打我吗?你打我呀,你打我呀”的人一样。他们在激我卖空它。
我用电报下了斯迈特的卖单,同时建议纽约的朋友们一起放空。当我收到券商发回的成交报告时,发现成交价格比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的报价低了6个点。你明白当时的情况了吧?
我原计划月底回巴黎,玩三周再坐船回纽约。但一拿到成交报告,我立刻就动身回巴黎了。到达巴黎当天我就给船务公司打了电话,得知第二天就有一班快轮去纽约。我订了票。
我回到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这里是我卖空的最佳战场,这里是我的家,而且我有五十多万美元做保证金。我回来不是因为我看空后市,而是因为我相信精密的逻辑推理。
我继续加码放空。随着银根收紧,短期利率会越来越高,价格会持续走低。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错误的预测曾让我破产;但现在,我总能预测准确,所以做得风生水起。但最值得高兴的事不是这个,而是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股商,终于步入了正确的轨道。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我知道该做什么,不会再盲... -->>
第九章 先做对的事,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从佛罗里达州海岸开船出海,海上是钓鱼的好地方。我把股票完全放下了,很放松,过得十分高兴。一天,几个朋友开摩托艇从棕榈海滩过来找我,其中一个随身带了张报纸。当时,我几天没看报纸了,也不太想看,我对任何新闻都没啥兴趣。但我扫了一眼他带上游轮的那张,发现市场已经大幅反弹,涨了十多点。
我说,我想和他们一起上岸。偶尔小幅反弹是合理的。熊市还没结束呢,华尔街上那群愚蠢而绝望的利益相关者,全然不顾货币环境,脑子进水,亲自上阵或指示他人哄抬股价,实在让我受不了。我只是想去看看市场,并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我知道,我特别想看看报价板。
我的券商,哈丁兄弟公司,在棕榈海滩有个分部。我走进去的时候见到了不少熟面孔,大都看好后市。他们都是读盘的短线,而短线只需操作迅速,没有远见,因为不需要有远见。我说过,我就做快线,纽约交易所的人都叫我“少年杀手”。当然,人们总会夸大赢家的盈利量和交易额。这里的人听说我是纽约的大空头,就认为我会再次猛放空。他们相信市场会继续上扬,而我的职责就是和牛市作战。
我是来佛罗里达钓鱼的,前段时间压力太大,我需要好好休个假。但当我看到价格反弹得有点离谱,就再也不觉得需要休假了。我一开始没考虑上岸后要做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卖空。如果我是对的,我就必须证明我是对的,而要证明我是对的,就得用我那一贯的唯一的方法来证明,也就是一捆捆的钞票。通盘放空将是一种适宜的、有远见的、赚钱的甚至是爱国的行为。44我在报价板上先看到了安纳康达的股票,即将突破300点。它蹦蹦跳跳地一路飙升,显然有实力雄厚的财团在撑盘。我一直坚信的理论中有这么一条:股价首次突破100、200或300块后,不会在整数点上停下,而是会继续涨得更高,所以,如果在它突破整数大关时立即买进,肯定有利润。胆小的人不喜欢在股价新高点买入,而我则相反,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在指导我。
安纳康达只是面值25美元的股票,400股安纳康达才等于100股其他正常的100面值的股票。我预计安纳康达突破300点后会继续走高,应该很快就能涨到340点。
别忘了,我可是看跌大盘的,但我也读盘做交易。我了解安纳康达,按照我的估计,它应该会迅速上涨。活跃股总能吸引我。虽然我已经学会了耐心与等待,但还是喜欢大涨大跌,而安纳康达可不是横盘的牛皮股。我急切地渴望证实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这种急切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所以在安纳康达突破300块时,我买进了。
当时的大盘显示买盘比卖盘多,所以应该还会再涨一些,最好暂时不要急着做空,我需要等。但我不能干等着,等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赚些花销。怎么做呢?就是在安纳康达上做个快线,赚30个点即可。没错,我看跌后市的同时,却对这支个股看涨。所以我买进了3.2万股安纳康达,相当于8000整股。这么做是有点冒进,但我对自己的判断胸有成竹,而且据我估计,这次的盈利可以增加我的本金,可以在后市的放空操作中派上用场。
第二天,不知道是因为北方的暴风雨还是怎么的,电报中断了,我只能在哈丁公司等消息。无法交易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闲聊,做各种猜测,那天我们就在闲聊。后来,我们等来了那天唯一的报价:安纳康达,292块。当时,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股商和我在一起,他知道我做多了8000整股的安纳康达,我觉得他手里也有点,因为看到报价时,他相当抓狂。他说,不知道消息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又跌了十点了。我却很淡定,以安纳康达的涨势来看,暂时跌二十几个点很正常。我对他说:“别担心,约翰,明天就好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只是看着我,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比我懂,他就是那种人。我笑了笑,在公司继续等新传来的报价,但那天再也没有新的信息发来。我们只知道安纳康达跌到了292块,对我来说,这等于凭空出现了将近十万美元的账面亏损。我想来招快的,现在我得到了。
第二天,电报线修好了,我们又正常收到报价了。安纳康达开盘298,然后涨到了302,但很快就开始回踩,同时其他股票也表现不对,迟迟不愿跌的样子。我立刻决定:如果安纳康达跌到301,那我就得重新全盘考虑,它的动作是不是被人操纵了。如果一切正常,安纳康达应该会一直涨到310块,如果回档,就说明我被骗了,我的操作有误。人犯错的时候,唯一该做的就是不要再错下去。我持有8000整股,本指望能涨三四十点。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果然,安纳康达跌回了301,它一跌到这个价位,我就偷偷跑到电报员那里,让他直接给纽约总部发报,我对他说:“把我所有的安纳康达全抛掉,8000整股。”我压低了声音,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非常害怕,但我再次点头说:“全部抛掉!”
“好的,利文斯顿先生,你不是说按市价吧?”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自己要亏几百万,而且只是因为一个粗心代理人的傻帽操作。但我只是告诉他:“快抛掉!别问了!”
当时吉姆·布莱克和奥利弗·布莱克两兄弟也在大客户室,但显然应该听不见我和电报员的对话。他们从芝加哥来,曾经是小麦期货商,名声在外;现在是纽交所里举足轻重的股商,非常富有,挥金如土。
我离开电报员想返回报价板前的座位,奥利弗·布莱克笑着冲我点了点头。“你会后悔的,拉里。”他说。
我停住脚步,问道:“什么意思?”
“明天你就得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我说。除了电报员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笔交易。
“安纳康达,”他说,“你明天得以每股320块把它买回来,你这招可不咋样啊,拉里。”他又笑了笑。
“哪招不咋样啊?”我看起来很无辜。
“按市价抛出你的8000整股安纳康达啊,你应该持股的。”奥利弗·布莱克说。
我知道他很聪明,而且常常根据内线消息交易,但我不明白他怎么这么清楚我的交易,我确信公司不会透露我的操作。
“奥利,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大笑起来,告诉我说:“是查理·克里特兹告诉我的。”就是那个电报员。
“但他没有离开过座位呀!”我说。
“我听不见你们俩在说什么,”他笑着说,“但他为你向纽约发的电报,我可听得一清二楚。几年前因为电报方面的问题,我和别人吵了一架,后来我就学会了电报密码。从那时起,每当我口头下单后——就像你对电报员做的一样——都会亲自确认他们是否按我的原意把消息发出去了,我能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消息是什么。你一定会后悔清空安纳康达的,它会涨到500块。”
“这次不会,奥利。”我说。
他盯着我说:“你倒是挺自信嘛。”
“不是我自信,是行情记录告诉我的。”我说。当然,客户室里没有报价器,所以没有记录,但是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听说有些人,”他说,“读盘时看到的不是价格,而是像看列车时刻表一样,看到的是什么股票什么时候会到站、离站。但这些人都住在精神病房里,小包间的,四面墙都包着软垫,以免他们自残。”
我没有接下话茬,因为这时服务生给我送来一张便函,他们以299块为我抛出了500股。很明显,这里的报价和市价有时差。我让电报员抛出的时候,棕榈海滩报价板上是301点,但同一时间纽约证交所里的价格已经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如果当场有人愿用296块的价位买走我的股票,我会开心得要死,马上接受。可见,我不用限价交易是正确的。假如我限价300块抛,那我就永远脱不了手了,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套住。
我在股价300块时买的安纳康达,他们在299价位抛出了500整股,在299点抛出了1000股,在299抛出了100股,在299点抛出了200股,在299抛出了200股,其余是在298价位抛出的。哈丁公司最聪明能干的场内交易员花了15分钟才帮我脱手最后100股,他们不想把股价砸死。
接到最后一笔卖单的成交报告后,我正式开始做空,这才是我上岸的真正目的。我必须这么做。市场已经疯涨过了,急需做空。但大家又开始看涨。市场走势告诉我,涨势已经到头。毫无疑问,做空很安全,想都不用想。
第二天,安纳康达开盘在296块以下,等待股价继续上扬的奥利弗·布莱克早早来到大客户室,准备随时现场迎接它突破320块。我不知道他是否持股,持了多少,但他看到开盘价时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整天都没笑。安纳康达持续下跌,最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根本没人接盘。
这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我的账面利润持续增加,每个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判断是对的。于是我卖空了更多的股票。可以说卖空了一切股票!现在可是熊市,所有股票都在跌。第二天是星期五,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持有相当大笔的空头,所以必须放弃钓鱼,离开佛罗里达,纽约有人等我。谁在等我?我自己啊。棕榈海滩太远太偏僻了,电报的往返会耽误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海滩赶往纽约。星期一,我被迫在圣奥古斯丁逗留了三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家券商,我自然要去看看市场的表现,不会干等着。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安纳康达又低了几个点。实际上,它后来一直跌,根本停不下来,直到那年秋天的大崩盘。
回到纽约后,我连续四个月都在卖空。市场反弹挺正常,我就不停地平仓然后再做空。严格说来,我没能坚守仓位。别忘了,我曾经把在旧金山地震中赚的三十万美元全赔光了,我判断对了,却赔光了。经历过逆境,人会特别享受身处顺境的感觉,即使他没有爬到最高峰,所以我采取了安全的操作模式。只要劳动,人就会赚钱,但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判断才能赚大钱。做这行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用理论预测未来。
虽然现在看来,那场战役的策略并不完善,但结果还不错。那年夏天,市场出现盘整,显然难有大作为了,我们要一直等到秋天才有大事可做。我的熟人们都准备或已经到欧洲去度假了,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清了盘,坐船去了欧洲。我共获利75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算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到了艾克斯莱班45,玩得很开心。我也确实得休个假了,能带着大捆钞票在这么个地方度假真是太棒了,而且还有一帮好朋友和熟人,大家都一心玩乐。在艾克斯莱班,想找乐子一点都不费劲。华尔街是那么遥远,我完全想不起来,在美国的度假村可从来没有这样放松的感觉。我不用听别人聊市场,也不必做交易。我手里的钱够用很久,而且当我回到纽约,就有办法把整个夏天在欧洲的开销都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一天,我在《巴黎先驱报》上读到一条纽约快讯,说斯迈特公司宣布派发额外分红。消息一出,斯迈特股票大涨,整个市场也恢复了强劲势头。当然,这也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一切。这条消息明确表明,多头集团还在和大环境做殊死斗争,与常识和诚实对着干。他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便想用这套手段哄抬市场,好在暴风雨袭击他们之前把所有持股倒进市场。也可能是他们觉得危险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那么迫在眉睫。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们也会像政客一样不顾实际情况去空想,这跟普通傻子没什么区别,我可不能那么干。也许证券发行商或新股承销商可以承受这种空想带来的后果,可投机商绝不能染上这样的恶习,那将是致命的。
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总有人在熊市炒作多头,他们无一例外都注定一败涂地。我一读到那条快讯就开始不舒服,而我知道只有一种做法可以让我平静下来,那就是放空斯迈特。为什么呢?内线们在金融危机迫近的当口提高股息率,就像跪着求我放空一样。这很让我生气,就像小时候那些对你说“你敢打我吗?你打我呀,你打我呀”的人一样。他们在激我卖空它。
我用电报下了斯迈特的卖单,同时建议纽约的朋友们一起放空。当我收到券商发回的成交报告时,发现成交价格比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的报价低了6个点。你明白当时的情况了吧?
我原计划月底回巴黎,玩三周再坐船回纽约。但一拿到成交报告,我立刻就动身回巴黎了。到达巴黎当天我就给船务公司打了电话,得知第二天就有一班快轮去纽约。我订了票。
我回到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这里是我卖空的最佳战场,这里是我的家,而且我有五十多万美元做保证金。我回来不是因为我看空后市,而是因为我相信精密的逻辑推理。
我继续加码放空。随着银根收紧,短期利率会越来越高,价格会持续走低。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错误的预测曾让我破产;但现在,我总能预测准确,所以做得风生水起。但最值得高兴的事不是这个,而是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股商,终于步入了正确的轨道。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我知道该做什么,不会再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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