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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发表了《警告我同胞》，针对中日两国军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发出强烈感叹。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秋瑾又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乘学校放假，她决定回国探亲和续筹留学费用。实践女校托她顺便在国内招收师范、工艺两科女生留日。动身回国前夕，遇到刚在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并参与在沪创立光复会的陶成章。陶成章向秋瑾详细介绍了浙江各地秘密会党的情况，并为之写了介绍信，给当时在国圣主传奇sodu内的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和徐锡麟。光绪三十一年（905）春，秋瑾回到上海。她先在上海爱国女校找到蔡元培，然后去南京，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辛汉，无结果，乃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五月，秋瑾由绍兴到沪，准备再去日本。陶成章这时正在上海，把秋瑾介绍给在沪的浙江处州会党头目丁■、吕熊祥等人，这是秋瑾与浙江秘密会党有正式联系之始。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七月五日（8月5日），到青山实践女校注册，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在此只读了个学期，修读了9门功课，每周上课达33课时，另加课时自修课。秋瑾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还在课外坚持体育锻炼，又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
这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十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当时中国报刊一般称之为《取缔规则》），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日本有的报纸且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且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秋瑾与宋教仁、胡瑛等力主全体停学回国，另一些留日生则认为这样做不妥。两派激烈争辩，最后由于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取缔规则》没有实行，多数留学生仍留下学习，秋瑾则与易本羲等人于十一月底离日，十二月回到上海。这时，秋瑾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她写信给留在日本的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承认留日学习也可救国。她在信中还切望“诸君之无忘国耻”，表示自己归国以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2。回上海不久，秋瑾首先积极参与创设“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的学生。不久，经同盟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90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和民主革命。在她影响下，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以后改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50页。2《秋瑾集》，第3页。
名惠秋）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第三节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秋瑾在浔溪女校执教两月后，因该校校董金子羽散布流言蜚语，乃愤而辞职赴沪。同年夏，她赴浙东一次，“阴求死士，得吕东升诸人”。八月间，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有一次试制炸药不慎爆炸，“伯平伤目，瑾伤手”，幸伤势很轻，不久即康复。
与此同时，秋瑾为了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积极筹创《中国女报》杂志。她原拟集股万元，“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象象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2。乃在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号设立蠡城学社，筹集股金，先在《中外日报》刊登章程、广告，并将另印的章程，分寄各地女学堂。但过了不少时间，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秋瑾极为痛心。在计无可施之下，她邀嵊县平阳党首竺绍康，于秋冬之间同往湖南，以计向王黻臣诱得一笔款子，终于在十二月初一（907年月4日）在沪出版《中国女报》创刊号。次年正月二十日（907年3月4日）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亦已排好，惜因经费拮据，秋瑾又无暇顾及，故未能印行。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揭示创设该刊物之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成立“中国妇人协会”，亦即全国妇女协会的人，仅此即可说明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
在所出版的这两期《中国女报》上，秋瑾发表文章四篇，即《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和《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章程及意旨广告》；诗四首，即《感时》、《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愤》、《剑歌》；歌曲一首，即由她一人作词谱曲的《勉女权歌》。这些文章、诗歌，连同她前此发表在《白话报》上的文章，以及在留日时已开始、回国后继续创作的弹词《精卫石》和其他不少诗词、书信，是秋瑾宣传妇女解放的杰作，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珍贵史料。
在这些诗、文、歌、词中，秋瑾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受到的压迫、歧视，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揭露、控诉，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纲常礼教、社会陋习和荒谬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鞭挞。特别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之因在于未能自谋生计，经济没有独立，并针对这个原因而探索了妇女争取解放之途“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3“求学艺”的办法是大兴女学，使女子学得文化知识，然后“做教习，开工厂”以便自立；“合群”则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依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更为可贵的是，《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47页。
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3册，第85页。
2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2集，第5页。
3《敬告姊妹们》，《秋瑾集》，第5页。
秋瑾还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这些思想、理论，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2《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32页。
2《精卫石》，《秋瑾集》，第30～3页。
第四节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在创办《中国女报》后，秋瑾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组织反清革命的活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90年2月），萍浏醴大起义爆发期间，光复会员集议于上海，谋在东南地区起兵策应，秋瑾参与密议。其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需有既具威望，又富才干者主持。陶成章乃派王文庆赴沪，与秋瑾商议组织浙江起义之事；徐锡麟也派王金发到沪，邀秋瑾回浙主持。秋瑾欣然接受，即以浙事自任，偕王文庆回浙，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
浙江是秘密会党分布很广的一个省份。清末，浙江各地的会党主要有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以金华为总部），以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以丽水为总部），以竺绍康、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以嵊县为总部），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活动在浙北地区），等等。势力遍布全省，其中尤以金华府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之仙居县，绍兴府之嵊县，处州府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这些秘密会党都反对清朝统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它们曾一度以反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但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反满色彩又浓厚起来，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争取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秋瑾回浙，主要是在已有基础上把各地会党进一步组织起来，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从上海回浙到达杭州时，正值徐锡麟由绍兴去安庆之际。秋瑾与徐锡麟乃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商，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同时发动，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两地间的联络工作则由陈伯平负责。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秋瑾即于十二月中旬（907年月下旬至2月上旬间）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县联络会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907年2月），秋瑾回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
大通学堂全名“大通师范学堂”，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该校普通班设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博物以及体操等4门功课。此外，为了培训浙江会党骨干熟习军事，特设体操专修科，只学习军事体操、进行军事训练，不学别的课程；专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训练。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9响枪50支、子弹2万发。并拟定章程，规定凡大通学员，一律得加入光复会，毕业以后仍受学堂办事人员的节制。从而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会党的联络中心，光复会本部也由上海转移到了绍兴。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首先整顿纪律，消除内部宗派纠纷，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培养学员刻苦勇敢的精神。接着，她在绍兴城内诸暨册局（科举时代诸暨县考生到绍兴参加府试时住宿之地）设立体育会，拟招收一批女生，教以兵式体操，由秋瑾自己率领，组成一支女国民军。但因绍兴绅、学两界强烈反对，无报名者，只得作罢。秋瑾乃改招金、处、绍三府会党骨干0多人入会习军事。对于大通学堂普通班，秋瑾也主张努力扩大招生，特于二月二十五日（4月7日）《绍兴白话报》第3号附张上，刊登《大通师范学堂第二次招生广告》。其目的也在于扩展光复会，增强革命势力。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秋瑾还在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上，特邀绍兴知府，山阴、会稽知县到校致词，并与师生拍照留念。绍兴知府贵福见秋瑾办事能干、认真，很为满意，特将其别号“竞雄”二字拆开，凑成“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送给秋瑾。这样，经秋瑾积极整顿，大通学堂面目一新，规模也有了新的发展。
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又两次深入浙东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广泛联络会党，并在会党人员众多的嵊县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2。
秋瑾在积极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还抓紧了另一条战线的工作，即利用各种关系在驻杭州新军、浙江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中发展光复会员。
秋瑾于上年冬由沪回浙时，即在杭州与新军及武备、弁目二学堂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发展了一批人加入革命党。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前后，她又到过杭州几次，继续在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中发展革命党。经她前后几次发展入光复会的新军官兵和武备、弁目二学堂师生有几十名，其中重要的有吕公望、叶颂清、朱瑞、周凤岐、陈国杰、许耀、夏超、虞霆、黄凤之、张敢忱、傅孟、俞炜、裘绍、周亚卫、陈礼文等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起义活动，有的并成为主要领导人。连同在会党中发展入光复会的在内，秋瑾在主持大通学堂的前后半年内，共发展了光复会员00多人3，从而使光复会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在联络会党和新军等取得顺利进展的基础上，秋瑾于三月间将光复会职员编为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的七律诗为表记。从“黄”字起至“使”字止共级，以“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祸”字为协领，由秋瑾自己担任；“源”字为分统，由会党头目竺绍康、王金发、张恭、吕熊祥等担任；“溯”字为参谋，以会党头目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等。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在戒指中嵌入代表自己职衔之代名词或、b、等英文字母。经此编组，上自处州府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之嵊县的会党，都被编组起来了。
四月初，秋瑾又把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员数千人，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分别编成8个军，总称“光复军”，每军都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等3个军职，以白底黑色“汉”字旗为军旗，以黄色小三角形、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旗帜作为顺旗。还规定了军服、头布、肩章、胸带、郭沫若《秋瑾史迹·序》。
当时绍兴府治所在地及周围郊区，即今绍兴市、县，分山阴、会稽二县。2陶成章《秋瑾传》，《秋瑾集》，第85页。
3尹锐志《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85页。
图章、令符等的具体式样。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编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发动日期也初步拟定五月二十六日（7月日），先由金华府发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派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发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发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在进行这些组织活动时，秋瑾还手订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以备起义时张贴。在这些文告中，秋瑾以强烈的忧国之情，痛切指出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怒斥清朝统治者各种罪恶。
光复军起义计划和发动日期拟定后，秋瑾即派陈伯平报告徐锡麟，约定两省配合行动。
这时，徐锡麟在安庆担任掌握全省巡警、治安大权的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向巡警学堂学生宣传革命，在安庆新军中争取进步官兵，为武装起义加紧积聚力量。
但是，在尚未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动计划之前，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暴露，乃匆忙决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907年7月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发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三十几名学生冲出学堂，前往军械库，激战四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惨杀，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从大通学堂选派了32人，由俞炜、叶颂清和龙华会头领周华昌率领，前往杭州，潜伏待命；让周华昌招部下200人，驻伏杭州江干（钱塘江沿岸一带），以“伺动静为内应”。此外，秋瑾还派周亚卫去嵊县，让竺绍康发动同志作准备。
然而，浙江的一些会党和光复军，未及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就纷纷行动。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首先发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按即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镇压。
五月底六月初，秋瑾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强忍悲痛，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以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40页。
见秋瑾《光复军军制稿》，《秋瑾集》，第23—2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商务印书馆947年版，第29页。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待到六月十日预定之期再发动起义。
六月二日（7月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00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但秋瑾已置生死于度外，且早认为“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2。决心以自己的流血，来一洗“女界之羞”，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还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诗，表示自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因而她坚决拒绝出走。她命当时从嵊县赶来劝她出走的王金发快离开绍兴，并要他和竺绍康等人在她牺牲后另谋再起。
六月四日（7月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即清军从大通学堂内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敌人逼她说出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三字。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不吐供”2。最后她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以表示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无限惋惜。
清廷对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动极为害怕。浙江巡抚张曾敭上奏朝廷说“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非寻常盗贼可比。”两江总督端方在给张曾敭电文中也说“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907年7月5日）晨，秋瑾在绍兴城内轩亭口就义，年仅33岁。
2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第43页。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2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8页。
《辛亥革命》第3册，第9、93页。
秋瑾从光绪三十年投身社会活动起，在3年时间里，为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90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979年增补重印。
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第23、2页。第二十九章宋教仁第一节踏上革命征途宋教仁，字钝初（也作遯初），号渔父，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从4岁起，他就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899），他转入桃源县城里的漳江书院读书。
清末政治的腐败，外国资本主义的频频入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安坐于书斋中。基于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宋教仁产生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成了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与同学文骏等人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的得失、关塞险厄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大有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2因此，虽然他在光绪二十七年（90）奉母命参加了县试，考中了秀才，但他并没有把继续博取科举功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绪二十九年（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持这次考试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的历史功绩，深得梁鼎芬的赞赏，被取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在入学以后无法再埋头书案，他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年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的无能，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大为叹服，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他便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在一起，密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地讽示他迅速逃走。于是，他就在七月间离开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月4日），他在长沙参加了黄兴所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同年十二月三十日（904年2月5日），他又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华兴会，把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作为自己的斗争方略。所以，在华兴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遣“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90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互通声气，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则担任文书。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十月十日（月日）慈禧太后70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以武备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省内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2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7页，人民出版社9年版。
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
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除了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九月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才知道起义事机已经泄露。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资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前往武汉，追寻黄兴。
十月初十日（月日），宋教仁安全地到达武昌，改换姓氏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从同学口中得悉“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梁知府正访查经武（即胡瑛）的来历”2。而此时黄兴等人在上海新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日后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上海。可是，因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宋教仁在上海无法立足，经朋友们的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5日）浮槎东渡，前往日本。
2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8页。
第二节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发动起义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905年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月24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发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3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00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502页。
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人发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时，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90年月3日）决定将联合会解散，二十二日全部复课。
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识，所以，他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90年2月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准备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但在听课温课之余，他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规划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势的急剧变化，使宋教仁的攻读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底（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他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绪三十三年正月（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如何组织东北的“马侠”，与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的起义遥相呼应问题。在宋教仁看来，这些所谓“马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晓以大义。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决心亲赴东北，去完成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黄兴和孙中山在讨论国旗图案时意见不一致，孙中山坚持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主张采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实因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劝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并赠款5000元；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款万元。孙中山拨出2000元给《民报》，其余的全部带走作为发动起义的经费。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孙此举不满，大起风波，宋教仁颇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一起，乘船离开日本的门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他在给大孤山“马侠”首领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李蓬春等把他们邀到山上，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他们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古川清向当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碱厂招兵时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0—2页。
《宋教仁集》下册，第53页。
《宋教仁集》下册，第78页。
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逃奔大连。他极力设法营救白逾桓脱险，毫无结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便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韩登举处，继续活动。
宋教仁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并且得知，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将这个会所伪造的关于延吉地区原属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且指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开展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谓“间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曾经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才没有成行。但是，他的《间岛问题》的书稿帮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却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他对别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2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得到清廷的奖赏，引起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怀疑。有的人认为他在勾结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于光绪三十四年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学生资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费金。日本政府对他大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对他进行多方刁难，他并不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渐涣散，所发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908年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90），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2同上书，第页。
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集后编《宋渔父先生遗事》。
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只是由于到会者“咸主急进”，最后才由谭人凤拟出“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进行方案。《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0号。
第三节筹谋民国大业宣统二年十二月（9年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民立报》主笔。于是，他那丰厚的学养和远见卓识，就化成一篇篇笔锋锐利的时论文章，通过《民立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指斥清廷对国际形势的蒙昧无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从而把中国推到危险的境地。他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局面决不会维持长久，日本正想独吞中国，俄国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地区，英国企图继续控制长江流域，还窥伺西藏和云南，美国则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张势力，一旦这种“均势”遭到破坏，帝国主义各国就会大动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暂时维持这种“均势”，以便乘此机会迅速改革国政，扩建国力，等到国势强盛以后，再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较量。
揭露清廷立宪的骗局，是宋教仁时论文章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他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一种骗人伎俩，他们肆意侵犯资政院应有的权限，擅自成立皇族内阁，都从根本上违反了立宪的原则。他们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纯粹是日本“钦定主义”的仿制品，其中所规定的“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同秦始皇的“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一脉相传。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所谓“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以及“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话。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2他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也反对在当时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
宣统三年三月（9年4月）中旬，宋教仁在谭人凤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参加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他草拟了文告、约法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方案，准备在起义胜利之后颁布实施。二十九日（27日）傍晚，他与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不幸起义已经失败。他们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但是，宋教仁并没有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还劝说其他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继续斗争。他说“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后，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一方面同往常一样，照旧从事革命的组织活动。闰六月初六日（7月3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谭人凤撰写了《宣言》，宋教仁拟订了总会、居正《辛亥札记》。
2《宋教仁集》上册，第页。
《宋教仁集》上册，第页。
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分掌文事部，负责处理参谋、立案、编辑与其他一切事务，成了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起义，然后组织各省立即响应。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令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而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分别运动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诸事。除此以外，他们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和长江中下游各地遥相呼应。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宋教仁担心革命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特于八月初四日（9月25日）在《民立报》发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党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经验，采取革命手段，应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的宗旨。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2。同一天，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杨玉如来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其起义计划，要求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去武汉主持大计。因为黄兴远在香港，近日之内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进医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准备西行，但就在这时，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在近期之内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已经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发动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上路，并于八月十七日（0月8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
八月十九日（0月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这个消息，悔恨不已。他认为，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他极力设法进行挽救。九月初三日，当黄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就劝黄兴去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以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黄兴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宋教仁拉上轮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汉。到武汉后，黄兴仅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到前线去指挥革命军同清军作战，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他的政略在武汉无法施展，所以在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之后，就于九月二十三日（月3日）乘船东下，去策划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便成立一个由革命党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一再强调“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他努力调解江苏各军之间的纠纷，以稳定江苏的局势。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将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他便为推举中央临时政府的革命首脑而积极活动。十月十四日（2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2同上书，第289页。
《宋教仁集》上册，第页。
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因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议，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仍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也勉强接受。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改变了马上赴宁就职的原议，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
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2月25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央临时政府。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同意建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革命中心，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他却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黄兴劝他取消自己的提议，他拒绝。最后由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提议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应增设临时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他的修改方案才获得多数代表的通过。可是，仅仅过了3天，这个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费尽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于要挽回革命党人已经失去的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心情，却无法被别人充分理解。特别是因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2月日）发表的九则《宣言》中曾经写道“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为此，宋教仁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修正，又引起这个大纲起草者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于争当总理、捞取大权的私心，使他有苦难吐，百口莫辩，连孙中山也无法坚持任命他为内务总长，最后只好让他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个条件，以维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92年2月8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淳朴忠厚的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报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的发生，肯定是袁世凯耍弄的手段，但他从抵制俄国和日本的侵略阴谋考虑，却同意把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于他在入京时“多所结纳”，马君武“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总统府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立即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被送入医院，“旬日始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宋教仁集》上册，第39页。
第四节为宪法而牺牲92年3月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月28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2尤其是这年5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月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陆征祥于继唐绍仪之后组织内阁，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只是由于他们还不赞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参加陆征祥内阁的建议，所以两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到了7月2日，袁世凯用武力强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总理，统一共和党不仅没能将陆征祥否决，而且受到共和党与军警界的攻击，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和同盟会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于是，两党合并的问题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胡汉民自传》。
2《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宋教仁集》下册，第390页。
宋教仁组织大党的心情十分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要实行两党合并，必须改变同盟会的名称，废除民主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允后，在8月5日，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到讯息，也先后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表示愿意一起实行合并。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以“国民党”作为这个新党的名字，并且通过了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等五条政纲。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举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可他并不知道，组织庞大的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的“男女平等”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斗争意义。他还把社会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分更加复杂，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凡是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的人，总是容不下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凯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大费心机。他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手腕比较灵活，比起孙中山和黄兴来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无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对宋教仁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总理，继陆征祥之后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0月8日，他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探望别离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时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临行之前，袁世凯送上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洪述祖和程克寻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桂馨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个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斗争的巇崄征途。从93年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无情揭露。他在2月日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20天以后，他又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再次点了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民立报》92年7月28日《同盟会大会纪事》。
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发表了《警告我同胞》，针对中日两国军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发出强烈感叹。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秋瑾又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乘学校放假，她决定回国探亲和续筹留学费用。实践女校托她顺便在国内招收师范、工艺两科女生留日。动身回国前夕，遇到刚在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并参与在沪创立光复会的陶成章。陶成章向秋瑾详细介绍了浙江各地秘密会党的情况，并为之写了介绍信，给当时在国圣主传奇sodu内的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和徐锡麟。光绪三十一年（905）春，秋瑾回到上海。她先在上海爱国女校找到蔡元培，然后去南京，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辛汉，无结果，乃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五月，秋瑾由绍兴到沪，准备再去日本。陶成章这时正在上海，把秋瑾介绍给在沪的浙江处州会党头目丁■、吕熊祥等人，这是秋瑾与浙江秘密会党有正式联系之始。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七月五日（8月5日），到青山实践女校注册，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在此只读了个学期，修读了9门功课，每周上课达33课时，另加课时自修课。秋瑾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还在课外坚持体育锻炼，又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
这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十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当时中国报刊一般称之为《取缔规则》），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日本有的报纸且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且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秋瑾与宋教仁、胡瑛等力主全体停学回国，另一些留日生则认为这样做不妥。两派激烈争辩，最后由于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取缔规则》没有实行，多数留学生仍留下学习，秋瑾则与易本羲等人于十一月底离日，十二月回到上海。这时，秋瑾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她写信给留在日本的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承认留日学习也可救国。她在信中还切望“诸君之无忘国耻”，表示自己归国以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2。回上海不久，秋瑾首先积极参与创设“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的学生。不久，经同盟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90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和民主革命。在她影响下，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以后改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50页。2《秋瑾集》，第3页。
名惠秋）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第三节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秋瑾在浔溪女校执教两月后，因该校校董金子羽散布流言蜚语，乃愤而辞职赴沪。同年夏，她赴浙东一次，“阴求死士，得吕东升诸人”。八月间，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有一次试制炸药不慎爆炸，“伯平伤目，瑾伤手”，幸伤势很轻，不久即康复。
与此同时，秋瑾为了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积极筹创《中国女报》杂志。她原拟集股万元，“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象象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2。乃在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号设立蠡城学社，筹集股金，先在《中外日报》刊登章程、广告，并将另印的章程，分寄各地女学堂。但过了不少时间，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秋瑾极为痛心。在计无可施之下，她邀嵊县平阳党首竺绍康，于秋冬之间同往湖南，以计向王黻臣诱得一笔款子，终于在十二月初一（907年月4日）在沪出版《中国女报》创刊号。次年正月二十日（907年3月4日）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亦已排好，惜因经费拮据，秋瑾又无暇顾及，故未能印行。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揭示创设该刊物之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成立“中国妇人协会”，亦即全国妇女协会的人，仅此即可说明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
在所出版的这两期《中国女报》上，秋瑾发表文章四篇，即《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和《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章程及意旨广告》；诗四首，即《感时》、《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愤》、《剑歌》；歌曲一首，即由她一人作词谱曲的《勉女权歌》。这些文章、诗歌，连同她前此发表在《白话报》上的文章，以及在留日时已开始、回国后继续创作的弹词《精卫石》和其他不少诗词、书信，是秋瑾宣传妇女解放的杰作，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珍贵史料。
在这些诗、文、歌、词中，秋瑾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受到的压迫、歧视，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揭露、控诉，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纲常礼教、社会陋习和荒谬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鞭挞。特别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之因在于未能自谋生计，经济没有独立，并针对这个原因而探索了妇女争取解放之途“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3“求学艺”的办法是大兴女学，使女子学得文化知识，然后“做教习，开工厂”以便自立；“合群”则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依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更为可贵的是，《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47页。
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3册，第85页。
2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2集，第5页。
3《敬告姊妹们》，《秋瑾集》，第5页。
秋瑾还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这些思想、理论，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2《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32页。
2《精卫石》，《秋瑾集》，第30～3页。
第四节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在创办《中国女报》后，秋瑾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组织反清革命的活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90年2月），萍浏醴大起义爆发期间，光复会员集议于上海，谋在东南地区起兵策应，秋瑾参与密议。其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需有既具威望，又富才干者主持。陶成章乃派王文庆赴沪，与秋瑾商议组织浙江起义之事；徐锡麟也派王金发到沪，邀秋瑾回浙主持。秋瑾欣然接受，即以浙事自任，偕王文庆回浙，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
浙江是秘密会党分布很广的一个省份。清末，浙江各地的会党主要有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以金华为总部），以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以丽水为总部），以竺绍康、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以嵊县为总部），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活动在浙北地区），等等。势力遍布全省，其中尤以金华府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之仙居县，绍兴府之嵊县，处州府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这些秘密会党都反对清朝统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它们曾一度以反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但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反满色彩又浓厚起来，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争取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秋瑾回浙，主要是在已有基础上把各地会党进一步组织起来，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从上海回浙到达杭州时，正值徐锡麟由绍兴去安庆之际。秋瑾与徐锡麟乃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商，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同时发动，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两地间的联络工作则由陈伯平负责。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秋瑾即于十二月中旬（907年月下旬至2月上旬间）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县联络会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907年2月），秋瑾回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
大通学堂全名“大通师范学堂”，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该校普通班设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博物以及体操等4门功课。此外，为了培训浙江会党骨干熟习军事，特设体操专修科，只学习军事体操、进行军事训练，不学别的课程；专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训练。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9响枪50支、子弹2万发。并拟定章程，规定凡大通学员，一律得加入光复会，毕业以后仍受学堂办事人员的节制。从而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会党的联络中心，光复会本部也由上海转移到了绍兴。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首先整顿纪律，消除内部宗派纠纷，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培养学员刻苦勇敢的精神。接着，她在绍兴城内诸暨册局（科举时代诸暨县考生到绍兴参加府试时住宿之地）设立体育会，拟招收一批女生，教以兵式体操，由秋瑾自己率领，组成一支女国民军。但因绍兴绅、学两界强烈反对，无报名者，只得作罢。秋瑾乃改招金、处、绍三府会党骨干0多人入会习军事。对于大通学堂普通班，秋瑾也主张努力扩大招生，特于二月二十五日（4月7日）《绍兴白话报》第3号附张上，刊登《大通师范学堂第二次招生广告》。其目的也在于扩展光复会，增强革命势力。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秋瑾还在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上，特邀绍兴知府，山阴、会稽知县到校致词，并与师生拍照留念。绍兴知府贵福见秋瑾办事能干、认真，很为满意，特将其别号“竞雄”二字拆开，凑成“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送给秋瑾。这样，经秋瑾积极整顿，大通学堂面目一新，规模也有了新的发展。
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又两次深入浙东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广泛联络会党，并在会党人员众多的嵊县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2。
秋瑾在积极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还抓紧了另一条战线的工作，即利用各种关系在驻杭州新军、浙江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中发展光复会员。
秋瑾于上年冬由沪回浙时，即在杭州与新军及武备、弁目二学堂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发展了一批人加入革命党。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前后，她又到过杭州几次，继续在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中发展革命党。经她前后几次发展入光复会的新军官兵和武备、弁目二学堂师生有几十名，其中重要的有吕公望、叶颂清、朱瑞、周凤岐、陈国杰、许耀、夏超、虞霆、黄凤之、张敢忱、傅孟、俞炜、裘绍、周亚卫、陈礼文等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起义活动，有的并成为主要领导人。连同在会党中发展入光复会的在内，秋瑾在主持大通学堂的前后半年内，共发展了光复会员00多人3，从而使光复会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在联络会党和新军等取得顺利进展的基础上，秋瑾于三月间将光复会职员编为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的七律诗为表记。从“黄”字起至“使”字止共级，以“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祸”字为协领，由秋瑾自己担任；“源”字为分统，由会党头目竺绍康、王金发、张恭、吕熊祥等担任；“溯”字为参谋，以会党头目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等。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在戒指中嵌入代表自己职衔之代名词或、b、等英文字母。经此编组，上自处州府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之嵊县的会党，都被编组起来了。
四月初，秋瑾又把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员数千人，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分别编成8个军，总称“光复军”，每军都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等3个军职，以白底黑色“汉”字旗为军旗，以黄色小三角形、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旗帜作为顺旗。还规定了军服、头布、肩章、胸带、郭沫若《秋瑾史迹·序》。
当时绍兴府治所在地及周围郊区，即今绍兴市、县，分山阴、会稽二县。2陶成章《秋瑾传》，《秋瑾集》，第85页。
3尹锐志《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85页。
图章、令符等的具体式样。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编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发动日期也初步拟定五月二十六日（7月日），先由金华府发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派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发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发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在进行这些组织活动时，秋瑾还手订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以备起义时张贴。在这些文告中，秋瑾以强烈的忧国之情，痛切指出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怒斥清朝统治者各种罪恶。
光复军起义计划和发动日期拟定后，秋瑾即派陈伯平报告徐锡麟，约定两省配合行动。
这时，徐锡麟在安庆担任掌握全省巡警、治安大权的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向巡警学堂学生宣传革命，在安庆新军中争取进步官兵，为武装起义加紧积聚力量。
但是，在尚未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动计划之前，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暴露，乃匆忙决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907年7月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发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三十几名学生冲出学堂，前往军械库，激战四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惨杀，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从大通学堂选派了32人，由俞炜、叶颂清和龙华会头领周华昌率领，前往杭州，潜伏待命；让周华昌招部下200人，驻伏杭州江干（钱塘江沿岸一带），以“伺动静为内应”。此外，秋瑾还派周亚卫去嵊县，让竺绍康发动同志作准备。
然而，浙江的一些会党和光复军，未及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就纷纷行动。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首先发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按即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镇压。
五月底六月初，秋瑾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强忍悲痛，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以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40页。
见秋瑾《光复军军制稿》，《秋瑾集》，第23—2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商务印书馆947年版，第29页。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待到六月十日预定之期再发动起义。
六月二日（7月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00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但秋瑾已置生死于度外，且早认为“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2。决心以自己的流血，来一洗“女界之羞”，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还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诗，表示自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因而她坚决拒绝出走。她命当时从嵊县赶来劝她出走的王金发快离开绍兴，并要他和竺绍康等人在她牺牲后另谋再起。
六月四日（7月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即清军从大通学堂内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敌人逼她说出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三字。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不吐供”2。最后她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以表示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无限惋惜。
清廷对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动极为害怕。浙江巡抚张曾敭上奏朝廷说“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非寻常盗贼可比。”两江总督端方在给张曾敭电文中也说“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907年7月5日）晨，秋瑾在绍兴城内轩亭口就义，年仅33岁。
2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第43页。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2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8页。
《辛亥革命》第3册，第9、93页。
秋瑾从光绪三十年投身社会活动起，在3年时间里，为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90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979年增补重印。
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第23、2页。第二十九章宋教仁第一节踏上革命征途宋教仁，字钝初（也作遯初），号渔父，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从4岁起，他就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899），他转入桃源县城里的漳江书院读书。
清末政治的腐败，外国资本主义的频频入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安坐于书斋中。基于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宋教仁产生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成了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与同学文骏等人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的得失、关塞险厄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大有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2因此，虽然他在光绪二十七年（90）奉母命参加了县试，考中了秀才，但他并没有把继续博取科举功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绪二十九年（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持这次考试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的历史功绩，深得梁鼎芬的赞赏，被取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在入学以后无法再埋头书案，他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年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的无能，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大为叹服，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他便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在一起，密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地讽示他迅速逃走。于是，他就在七月间离开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月4日），他在长沙参加了黄兴所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同年十二月三十日（904年2月5日），他又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华兴会，把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作为自己的斗争方略。所以，在华兴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遣“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90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互通声气，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则担任文书。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十月十日（月日）慈禧太后70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以武备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省内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2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7页，人民出版社9年版。
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
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除了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九月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才知道起义事机已经泄露。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资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前往武汉，追寻黄兴。
十月初十日（月日），宋教仁安全地到达武昌，改换姓氏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从同学口中得悉“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梁知府正访查经武（即胡瑛）的来历”2。而此时黄兴等人在上海新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日后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上海。可是，因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宋教仁在上海无法立足，经朋友们的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5日）浮槎东渡，前往日本。
2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8页。
第二节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发动起义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905年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月24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发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3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00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502页。
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人发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时，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90年月3日）决定将联合会解散，二十二日全部复课。
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识，所以，他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90年2月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准备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但在听课温课之余，他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规划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势的急剧变化，使宋教仁的攻读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底（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他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绪三十三年正月（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如何组织东北的“马侠”，与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的起义遥相呼应问题。在宋教仁看来，这些所谓“马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晓以大义。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决心亲赴东北，去完成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黄兴和孙中山在讨论国旗图案时意见不一致，孙中山坚持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主张采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实因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劝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并赠款5000元；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款万元。孙中山拨出2000元给《民报》，其余的全部带走作为发动起义的经费。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孙此举不满，大起风波，宋教仁颇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一起，乘船离开日本的门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他在给大孤山“马侠”首领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李蓬春等把他们邀到山上，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他们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古川清向当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碱厂招兵时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0—2页。
《宋教仁集》下册，第53页。
《宋教仁集》下册，第78页。
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逃奔大连。他极力设法营救白逾桓脱险，毫无结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便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韩登举处，继续活动。
宋教仁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并且得知，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将这个会所伪造的关于延吉地区原属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且指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开展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谓“间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曾经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才没有成行。但是，他的《间岛问题》的书稿帮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却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他对别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2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得到清廷的奖赏，引起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怀疑。有的人认为他在勾结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于光绪三十四年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学生资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费金。日本政府对他大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对他进行多方刁难，他并不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渐涣散，所发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908年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90），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2同上书，第页。
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集后编《宋渔父先生遗事》。
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只是由于到会者“咸主急进”，最后才由谭人凤拟出“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进行方案。《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0号。
第三节筹谋民国大业宣统二年十二月（9年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民立报》主笔。于是，他那丰厚的学养和远见卓识，就化成一篇篇笔锋锐利的时论文章，通过《民立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指斥清廷对国际形势的蒙昧无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从而把中国推到危险的境地。他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局面决不会维持长久，日本正想独吞中国，俄国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地区，英国企图继续控制长江流域，还窥伺西藏和云南，美国则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张势力，一旦这种“均势”遭到破坏，帝国主义各国就会大动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暂时维持这种“均势”，以便乘此机会迅速改革国政，扩建国力，等到国势强盛以后，再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较量。
揭露清廷立宪的骗局，是宋教仁时论文章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他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一种骗人伎俩，他们肆意侵犯资政院应有的权限，擅自成立皇族内阁，都从根本上违反了立宪的原则。他们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纯粹是日本“钦定主义”的仿制品，其中所规定的“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同秦始皇的“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一脉相传。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所谓“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以及“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话。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2他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也反对在当时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
宣统三年三月（9年4月）中旬，宋教仁在谭人凤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参加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他草拟了文告、约法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方案，准备在起义胜利之后颁布实施。二十九日（27日）傍晚，他与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不幸起义已经失败。他们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但是，宋教仁并没有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还劝说其他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继续斗争。他说“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后，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一方面同往常一样，照旧从事革命的组织活动。闰六月初六日（7月3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谭人凤撰写了《宣言》，宋教仁拟订了总会、居正《辛亥札记》。
2《宋教仁集》上册，第页。
《宋教仁集》上册，第页。
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分掌文事部，负责处理参谋、立案、编辑与其他一切事务，成了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起义，然后组织各省立即响应。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令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而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分别运动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诸事。除此以外，他们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和长江中下游各地遥相呼应。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宋教仁担心革命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特于八月初四日（9月25日）在《民立报》发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党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经验，采取革命手段，应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的宗旨。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2。同一天，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杨玉如来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其起义计划，要求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去武汉主持大计。因为黄兴远在香港，近日之内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进医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准备西行，但就在这时，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在近期之内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已经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发动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上路，并于八月十七日（0月8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
八月十九日（0月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这个消息，悔恨不已。他认为，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他极力设法进行挽救。九月初三日，当黄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就劝黄兴去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以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黄兴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宋教仁拉上轮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汉。到武汉后，黄兴仅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到前线去指挥革命军同清军作战，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他的政略在武汉无法施展，所以在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之后，就于九月二十三日（月3日）乘船东下，去策划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便成立一个由革命党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一再强调“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他努力调解江苏各军之间的纠纷，以稳定江苏的局势。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将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他便为推举中央临时政府的革命首脑而积极活动。十月十四日（2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2同上书，第289页。
《宋教仁集》上册，第页。
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因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议，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仍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也勉强接受。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改变了马上赴宁就职的原议，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
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2月25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央临时政府。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同意建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革命中心，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他却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黄兴劝他取消自己的提议，他拒绝。最后由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提议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应增设临时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他的修改方案才获得多数代表的通过。可是，仅仅过了3天，这个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费尽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于要挽回革命党人已经失去的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心情，却无法被别人充分理解。特别是因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2月日）发表的九则《宣言》中曾经写道“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为此，宋教仁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修正，又引起这个大纲起草者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于争当总理、捞取大权的私心，使他有苦难吐，百口莫辩，连孙中山也无法坚持任命他为内务总长，最后只好让他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个条件，以维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92年2月8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淳朴忠厚的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报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的发生，肯定是袁世凯耍弄的手段，但他从抵制俄国和日本的侵略阴谋考虑，却同意把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于他在入京时“多所结纳”，马君武“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总统府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立即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被送入医院，“旬日始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宋教仁集》上册，第39页。
第四节为宪法而牺牲92年3月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月28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2尤其是这年5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月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陆征祥于继唐绍仪之后组织内阁，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只是由于他们还不赞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参加陆征祥内阁的建议，所以两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到了7月2日，袁世凯用武力强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总理，统一共和党不仅没能将陆征祥否决，而且受到共和党与军警界的攻击，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和同盟会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于是，两党合并的问题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胡汉民自传》。
2《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宋教仁集》下册，第390页。
宋教仁组织大党的心情十分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要实行两党合并，必须改变同盟会的名称，废除民主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允后，在8月5日，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到讯息，也先后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表示愿意一起实行合并。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以“国民党”作为这个新党的名字，并且通过了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等五条政纲。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举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可他并不知道，组织庞大的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的“男女平等”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斗争意义。他还把社会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分更加复杂，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凡是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的人，总是容不下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凯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大费心机。他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手腕比较灵活，比起孙中山和黄兴来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无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对宋教仁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总理，继陆征祥之后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0月8日，他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探望别离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时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临行之前，袁世凯送上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洪述祖和程克寻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桂馨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个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斗争的巇崄征途。从93年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无情揭露。他在2月日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20天以后，他又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再次点了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民立报》92年7月28日《同盟会大会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