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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0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9—9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289页。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国主义**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2，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发，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89）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3。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发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谭嗣同期望通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2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2《报刘淞芙书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页。
《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0页。
2《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9页。
3《莽苍苍斋自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4页。
叶德辉《觉迷安录》卷4。
2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8页。
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2，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閧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3，还扬言要杀谭嗣同。张之洞也针对《湘学报》、《湘报》经常发表阐述民主、民权思想的文章，横加指责“《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面对顽固劣绅、达官权贵的破坏和威胁，谭嗣同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反动势力的打击迫害下，当时时务学堂的教习，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惧而离去，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对此，谭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4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898年月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5，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4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34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30页。
2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舆《翼教丛编》卷5。
4梁启超《戊戌政变纪》卷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页。
5《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7李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页。
2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闻报》，《戊戌变法》第3册，第42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页。4《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第二节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5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高潮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专制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发，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2。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3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专制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专制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4，也就是说，封5《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484页。
《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5页。
2《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5页。
3《壮飞楼治事十篇》（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44页。
4《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5页。
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专制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专制。对于君主专制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专制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专制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页。
《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页。第三节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2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这里所讲的“以太”显然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且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却又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2；甚至说“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3这里，“以太”又为精神性的“心力”所规定所支配，不过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为注释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显然，“以太”又成为精神的从属品。“仁”也是谭嗣同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伦理学范畴，抽象提升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关于“仁”和“以太”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谭嗣同讲得很明确“夫仁，以太之用”，“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佛谓之‘性海’”，“耶谓之‘灵魂’”4。就是说物质性的“以太”是规律性的“仁”的体，而“仁”则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器”的关系，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2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3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页。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上书，第29页。
4同上书，第33页。
观点。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5，“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2，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者”3，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4。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5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2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3。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4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5同上书，第293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页。
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页。
3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册，第248页。
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7页。
5同上书，第37、38页。
同上书，第37、38页。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七）》，《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页。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5页。
3《〈湘报〉后序（上）》（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7页。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0页。
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5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5同上书，第3页。
第十九章黄遵宪第一节“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的外交思想与实践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848年5月29日）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高祖、曾祖、祖父均从商。父鸿藻举人出身，先后督办广西南宁、梧州厘务，署思恩府知府。
黄遵宪9岁即以“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诗句，对“一路春鸠啼落花”命句；又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一览众山小”题。同治九年（870）始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研究时务。同治十年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同治十二年应广东省乡试。次年北上京师应廷试，在京结识友人，颇受同乡先辈何如璋（子峨）等推重。光绪二年（87）中举，捐知县、道员。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任参赞官，开始了外交官生涯。
中国和日本具有悠久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而首次正式建交，是在光绪二年十二月（877年月）。当时，清廷任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何如璋早闻黄遵宪“谈论时务之言论”，奏请他为使日参赞。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877年月2日），黄遵宪随从何如璋等由上海登“海安”号兵轮赴日。十一月二十四日（2月28日），他随何如璋及副使张斯桂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黄遵宪使日之时，正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初。几年间，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性。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企图吞并我国琉球。同治十三年（874），日本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称日本吞并琉球的武装行动是“保民义举”。日本进而阻挠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878年5月8日），何如璋致书李鸿章，主张“对此不得隐忍”，如若听之任之，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轻，今日弃之患更深。”梁启超查阅过当时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文牍有关琉球事件的全案，往返数十函，十余万字，力主采取积极保护手段，其中出自黄遵宪之手者十之七八。十一月二十一日（2月4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石川鸿斋笔谈，当谈到琉球问题时，黄遵宪指出琉球“近为贵国小辈（执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余年，欲救援之”，谴责日本统治者吞并琉球的企图，“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2。而掌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当属可有可无”，主张退让。光绪五年（879），日本终于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页。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页。2《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第2—4页。
同治、光绪之际，俄国在我国西部侵占新疆的同时，又派遣海军游弋东部日本海和黄海，由北向南扩张势力，朝鲜面临俄国侵略的威胁。光绪六年（880），黄遵宪在《朝鲜策略》引言中指出俄国“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而朝鲜“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因此，他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黄遵宪主张朝鲜与中国、日本实行联合，以便抵御俄国的南侵，这表明他试图运用外交活动中的“抵制之法”。
光绪八年三月（882年2月），黄遵宪奉命调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至十一年八月（885年9月）黄遵宪驻美期间，正是美国掀起排华高潮之时，黄遵宪针对美国排华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维护华侨利益和国家权益的活动。光绪八年七月（882年8月），美国政府以从巴拿马来美的华商未领取中国官员的执照为词，对华商予以扣留。黄遵宪延请美国律师哈门，向美国司法部门据理力争，美国政府终于允许该华商上岸。经过黄遵宪的交涉，此后由他国来美的中国商人，不领取中国政府的执照，亦均准上岸2。黄遵宪兴奋地禀告郑藻如“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3美国排华新例不准华人假道美国。黄遵宪指责这是“背条约，妨国例，且有违公法”的，表示要“与之力争”，“争之亦终必收效”。例如有华人从旧金山出境，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美国海关不许入境。经黄遵宪驰电说明，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获准放行。又有华人从呢托来出境，车过英属问拿打，到亚加拉格，被关吏阻留。中国户部以其车票为凭，证明这也是由美境至美境。黄遵宪认为这两例“可以引作华工假道榜样”。又如有由古巴领取护照来美的华商，纽约海关不许放行。黄遵宪认为这“可作华工假道的引线”2，交涉的结果，美国司法总长通知外交部“华工假道美境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华商人等由他国来美，及曾居住美国再来与执领事护照而再来者，均得通行；华工假道旧金山往他处者，亦由领事给照，不受留难。”对此，旅美华商华工，“无不感戴恩泽”，“忻慰之至”3。
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人，据黄遵宪当时统计，有五六千人。美国排华期间，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4，以免授柄于美国当局。
美国官吏还以不卫生为由，逮捕了许多华侨。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关满华侨监狱的面积，质问美国官吏“此处卫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98年版，第页。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梅州市档案馆藏。
3参见黄遵宪《上郑钦使第十九号》。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二号》。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3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4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生，顾右于侨居耶！”5美官吏理屈辞穷，只好释放被捕华侨。
光绪八年，美国商人要在上海使用机器纺织绸缎，上海海关出于保护民族手工业考虑，加以阻止。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照会总理衙门，加以指摘。总理衙门指示驻美公使郑藻如了解旧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的情况，以资交涉参考。黄遵宪经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其理由一是西方商务发达，商人“类皆能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外商购买土货制造物在本地销售，本国商人则以雄资与之竞争，外商便无法获得利权；反之，中国商人资金薄弱，彼此之间又“分门别户，各行其业，势如搏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二是西方各国关税自主，而中国的现状是，“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准许外商以手艺制物，中国商民具有工贱耐劳的优势，尚可与之竞争。外商若采用机器织造绸缎，进而缝制衣裳，再进而制作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黄遵宪抵制外商在上海采用机器制造商品销售的主张，这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带有保护本国土货，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意义。
光绪十五年（889）冬，经袁昶向驻英法比大臣薛福成密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光绪十六年正月十六日（890年2月5日），黄遵宪由香港登轮赴英，三月抵达伦敦。次年七月，薛福成推荐黄遵宪任新嘉坡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各岛，以代替原驻新领事左秉隆。薛福成认为黄、左二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2。黄遵宪到任伊始，即指出国内存在视归国南侨为“鱼肉”，“每每勒索讹诈”的现象，达不到目的，“则有以富商而指为贩卖猪仔者，以良民而诬为曾犯奸盗者”。光绪十九年（893），黄遵宪又上书薛福成，申述这样的情况侨居南洋的华人，居有百年，他们的“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他们对国内“筹赈筹防，多捐巨款”，表现出“拳拳本国之心”。然而他们却受到国内某些“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有的被“指为逋逃者”，有的被“斥为通番者”，有的被诬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的被告为“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他们在国内受到迫害“有强取其箱籄，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这些华侨“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黄遵宪针对上述对待华侨的错误行为，提出“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应有裨益”2。薛福成在黄遵宪申述上加“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批语，并上奏光绪帝。同年八月初四日（893年9月3日），光绪帝下谕准许华侨归国，严禁骚扰勒索华侨。
光绪二十年（894），黄遵宪从新嘉坡离任回国后，奉命办理江苏、江5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清史稿》卷44《黄遵宪传》。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
《薛福成日记》第4卷（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2高维廉《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总领事考》，见郑子瑜《人境庐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959年版，第2页。
西、浙江、湖南、湖北5省未结的教案。清政府地方官吏往往不认真研究中外约章，对外国传教士不分别情况，一律视为外国所派的官吏，视教民如本国化外之民，因而“教士之把持，教民之恃势，平民之积怨者，固不能为外人咎，而教士之横行图赖，伪造契据，借端恐吓，甚至擅用平移总督之官封文套者，亦未尝无人”。黄遵宪依据有关约章，检查证据，区别对待，“应予则予，应斥则斥”3，数十年悬而未决的江南5省教案，在几个月内得到妥善了结。
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授予黄遵宪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领事、“第一流外交家”珍田舍已交涉苏州通商口岸事宜。在交涉过程中，黄遵宪“一月三往来”于苏、杭、沪之间，同珍田“斗唇舌”。他戳穿日方对《马关条约》有关条文的歪曲，指出条约所载添设通商口岸，只许日本通商，所云“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是承接上文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艺制作”而言，并没有允许苏州成为日本租界地。他还提出了一份通商议案，其主要内容有日商需地多少，许其随分租赁；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本，杂居华人，归中国自管；道路公地归中国自筑2。这些内容实际上否定了日本租借苏州的要求。黄遵宪据理力争，珍田莫能反驳。日本政府以珍田在交涉过程中“辱命”而撤职调回日本。然而，最后清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黄遵宪苦心拟定的草约终被作废。
3《人境庐丛考》，第29—30页。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人境庐集外诗辑》“附录三”，中华书局90年版，第27页。
2《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第二节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新貌，如同看到“中华以外天”3，视野为之扩大。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帮助朝野上下了解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改变“狭隘”的思想，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主动结交日本朋友，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查阅资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参考资料欠缺和校雠编辑等困难，“朝夕编辑”，在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甫成稿本”。他调往旧金山后，因总领事的政务忙碌，编撰工作几至中辍。光绪十一年（885）秋，黄遵宪由美请假回国，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四月（887年5月）完成了《日本国志》的撰写。全书包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等2类，共40卷，约50余万字。这是中国人纂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黄遵宪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的原则。特别强调“牵涉西法，尤加详备”2，把介绍日本学习欧美、进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作为重点，以期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890）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90）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3，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2，“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3。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4。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5。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3《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0页。2《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
3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日本国志·邻交志》。
2《日本国志》卷5《食货志》一。
3《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4《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5《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7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2，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首、卷二8首，凡54首。光绪十六年（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3定本把原本诗54首中删去2首，修改了28首，增补了58首，共辑0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7《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日本国志》卷《食货志》二。
2《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3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第三节“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光绪二十年（894）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895年3月23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2。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羶”，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发入空山”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高潮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2，嘱梁鼎芬“代签名”3，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超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000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4。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2《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4页。
2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957年版。3《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首都博物馆藏手稿。
4《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页。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38页。
宪为归宿”2。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3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898年3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攒程迅速来京”4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898年5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2。五月二十二日（7月0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政变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3。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4。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0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5。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898年0月日），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4《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0页。
2《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
3《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9页。
4《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958年版，第47页。
5同上书，第页。
《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页。
第四节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2。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卷，收录此前的诗247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首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超复校。之后有92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930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93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9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957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4首。此外，9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首，其中94首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3“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0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勅，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首、《军中歌》八首和《旋军歌》八首，每首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2。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发了黄遵《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2《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959年版，第2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页。
2《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3他的《新嫁孃》、《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2梁启超的评价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3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4。郑振铎认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惟遵宪是一个成功的作者”5。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3《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24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4页。
2《人境庐集外诗辑》，第8—、2—7页。
3《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页。
4《饮冰室诗话》（四），第3页。
5《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993年版，第8页。第五节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2；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3。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发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0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至4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4。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5。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2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3等。
光绪二十七年（90）《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927年版，第页。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2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4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5《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2《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4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5。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904）... -->>
光绪三年（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0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9—9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289页。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国主义**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2，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发，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89）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3。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发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谭嗣同期望通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2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2《报刘淞芙书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页。
《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0页。
2《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9页。
3《莽苍苍斋自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4页。
叶德辉《觉迷安录》卷4。
2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8页。
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2，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閧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3，还扬言要杀谭嗣同。张之洞也针对《湘学报》、《湘报》经常发表阐述民主、民权思想的文章，横加指责“《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面对顽固劣绅、达官权贵的破坏和威胁，谭嗣同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反动势力的打击迫害下，当时时务学堂的教习，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惧而离去，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对此，谭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4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898年月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5，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4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34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30页。
2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舆《翼教丛编》卷5。
4梁启超《戊戌政变纪》卷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页。
5《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7李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页。
2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闻报》，《戊戌变法》第3册，第42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页。4《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第二节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5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高潮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专制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发，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2。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3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专制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专制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4，也就是说，封5《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484页。
《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5页。
2《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5页。
3《壮飞楼治事十篇》（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44页。
4《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5页。
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专制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专制。对于君主专制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专制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专制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页。
《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页。第三节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2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这里所讲的“以太”显然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且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却又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2；甚至说“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3这里，“以太”又为精神性的“心力”所规定所支配，不过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为注释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显然，“以太”又成为精神的从属品。“仁”也是谭嗣同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伦理学范畴，抽象提升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关于“仁”和“以太”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谭嗣同讲得很明确“夫仁，以太之用”，“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佛谓之‘性海’”，“耶谓之‘灵魂’”4。就是说物质性的“以太”是规律性的“仁”的体，而“仁”则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器”的关系，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2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3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页。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上书，第29页。
4同上书，第33页。
观点。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5，“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2，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者”3，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4。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5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2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3。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4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5同上书，第293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页。
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页。
3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册，第248页。
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7页。
5同上书，第37、38页。
同上书，第37、38页。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七）》，《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页。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5页。
3《〈湘报〉后序（上）》（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7页。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0页。
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5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5同上书，第3页。
第十九章黄遵宪第一节“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的外交思想与实践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848年5月29日）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高祖、曾祖、祖父均从商。父鸿藻举人出身，先后督办广西南宁、梧州厘务，署思恩府知府。
黄遵宪9岁即以“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诗句，对“一路春鸠啼落花”命句；又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一览众山小”题。同治九年（870）始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研究时务。同治十年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同治十二年应广东省乡试。次年北上京师应廷试，在京结识友人，颇受同乡先辈何如璋（子峨）等推重。光绪二年（87）中举，捐知县、道员。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任参赞官，开始了外交官生涯。
中国和日本具有悠久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而首次正式建交，是在光绪二年十二月（877年月）。当时，清廷任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何如璋早闻黄遵宪“谈论时务之言论”，奏请他为使日参赞。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877年月2日），黄遵宪随从何如璋等由上海登“海安”号兵轮赴日。十一月二十四日（2月28日），他随何如璋及副使张斯桂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黄遵宪使日之时，正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初。几年间，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性。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企图吞并我国琉球。同治十三年（874），日本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称日本吞并琉球的武装行动是“保民义举”。日本进而阻挠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878年5月8日），何如璋致书李鸿章，主张“对此不得隐忍”，如若听之任之，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轻，今日弃之患更深。”梁启超查阅过当时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文牍有关琉球事件的全案，往返数十函，十余万字，力主采取积极保护手段，其中出自黄遵宪之手者十之七八。十一月二十一日（2月4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石川鸿斋笔谈，当谈到琉球问题时，黄遵宪指出琉球“近为贵国小辈（执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余年，欲救援之”，谴责日本统治者吞并琉球的企图，“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2。而掌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当属可有可无”，主张退让。光绪五年（879），日本终于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页。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页。2《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第2—4页。
同治、光绪之际，俄国在我国西部侵占新疆的同时，又派遣海军游弋东部日本海和黄海，由北向南扩张势力，朝鲜面临俄国侵略的威胁。光绪六年（880），黄遵宪在《朝鲜策略》引言中指出俄国“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而朝鲜“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因此，他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黄遵宪主张朝鲜与中国、日本实行联合，以便抵御俄国的南侵，这表明他试图运用外交活动中的“抵制之法”。
光绪八年三月（882年2月），黄遵宪奉命调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至十一年八月（885年9月）黄遵宪驻美期间，正是美国掀起排华高潮之时，黄遵宪针对美国排华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维护华侨利益和国家权益的活动。光绪八年七月（882年8月），美国政府以从巴拿马来美的华商未领取中国官员的执照为词，对华商予以扣留。黄遵宪延请美国律师哈门，向美国司法部门据理力争，美国政府终于允许该华商上岸。经过黄遵宪的交涉，此后由他国来美的中国商人，不领取中国政府的执照，亦均准上岸2。黄遵宪兴奋地禀告郑藻如“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3美国排华新例不准华人假道美国。黄遵宪指责这是“背条约，妨国例，且有违公法”的，表示要“与之力争”，“争之亦终必收效”。例如有华人从旧金山出境，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美国海关不许入境。经黄遵宪驰电说明，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获准放行。又有华人从呢托来出境，车过英属问拿打，到亚加拉格，被关吏阻留。中国户部以其车票为凭，证明这也是由美境至美境。黄遵宪认为这两例“可以引作华工假道榜样”。又如有由古巴领取护照来美的华商，纽约海关不许放行。黄遵宪认为这“可作华工假道的引线”2，交涉的结果，美国司法总长通知外交部“华工假道美境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华商人等由他国来美，及曾居住美国再来与执领事护照而再来者，均得通行；华工假道旧金山往他处者，亦由领事给照，不受留难。”对此，旅美华商华工，“无不感戴恩泽”，“忻慰之至”3。
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人，据黄遵宪当时统计，有五六千人。美国排华期间，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4，以免授柄于美国当局。
美国官吏还以不卫生为由，逮捕了许多华侨。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关满华侨监狱的面积，质问美国官吏“此处卫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98年版，第页。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梅州市档案馆藏。
3参见黄遵宪《上郑钦使第十九号》。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二号》。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3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4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生，顾右于侨居耶！”5美官吏理屈辞穷，只好释放被捕华侨。
光绪八年，美国商人要在上海使用机器纺织绸缎，上海海关出于保护民族手工业考虑，加以阻止。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照会总理衙门，加以指摘。总理衙门指示驻美公使郑藻如了解旧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的情况，以资交涉参考。黄遵宪经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其理由一是西方商务发达，商人“类皆能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外商购买土货制造物在本地销售，本国商人则以雄资与之竞争，外商便无法获得利权；反之，中国商人资金薄弱，彼此之间又“分门别户，各行其业，势如搏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二是西方各国关税自主，而中国的现状是，“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准许外商以手艺制物，中国商民具有工贱耐劳的优势，尚可与之竞争。外商若采用机器织造绸缎，进而缝制衣裳，再进而制作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黄遵宪抵制外商在上海采用机器制造商品销售的主张，这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带有保护本国土货，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意义。
光绪十五年（889）冬，经袁昶向驻英法比大臣薛福成密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光绪十六年正月十六日（890年2月5日），黄遵宪由香港登轮赴英，三月抵达伦敦。次年七月，薛福成推荐黄遵宪任新嘉坡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各岛，以代替原驻新领事左秉隆。薛福成认为黄、左二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2。黄遵宪到任伊始，即指出国内存在视归国南侨为“鱼肉”，“每每勒索讹诈”的现象，达不到目的，“则有以富商而指为贩卖猪仔者，以良民而诬为曾犯奸盗者”。光绪十九年（893），黄遵宪又上书薛福成，申述这样的情况侨居南洋的华人，居有百年，他们的“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他们对国内“筹赈筹防，多捐巨款”，表现出“拳拳本国之心”。然而他们却受到国内某些“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有的被“指为逋逃者”，有的被“斥为通番者”，有的被诬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的被告为“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他们在国内受到迫害“有强取其箱籄，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这些华侨“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黄遵宪针对上述对待华侨的错误行为，提出“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应有裨益”2。薛福成在黄遵宪申述上加“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批语，并上奏光绪帝。同年八月初四日（893年9月3日），光绪帝下谕准许华侨归国，严禁骚扰勒索华侨。
光绪二十年（894），黄遵宪从新嘉坡离任回国后，奉命办理江苏、江5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清史稿》卷44《黄遵宪传》。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
《薛福成日记》第4卷（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2高维廉《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总领事考》，见郑子瑜《人境庐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959年版，第2页。
西、浙江、湖南、湖北5省未结的教案。清政府地方官吏往往不认真研究中外约章，对外国传教士不分别情况，一律视为外国所派的官吏，视教民如本国化外之民，因而“教士之把持，教民之恃势，平民之积怨者，固不能为外人咎，而教士之横行图赖，伪造契据，借端恐吓，甚至擅用平移总督之官封文套者，亦未尝无人”。黄遵宪依据有关约章，检查证据，区别对待，“应予则予，应斥则斥”3，数十年悬而未决的江南5省教案，在几个月内得到妥善了结。
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授予黄遵宪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领事、“第一流外交家”珍田舍已交涉苏州通商口岸事宜。在交涉过程中，黄遵宪“一月三往来”于苏、杭、沪之间，同珍田“斗唇舌”。他戳穿日方对《马关条约》有关条文的歪曲，指出条约所载添设通商口岸，只许日本通商，所云“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是承接上文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艺制作”而言，并没有允许苏州成为日本租界地。他还提出了一份通商议案，其主要内容有日商需地多少，许其随分租赁；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本，杂居华人，归中国自管；道路公地归中国自筑2。这些内容实际上否定了日本租借苏州的要求。黄遵宪据理力争，珍田莫能反驳。日本政府以珍田在交涉过程中“辱命”而撤职调回日本。然而，最后清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黄遵宪苦心拟定的草约终被作废。
3《人境庐丛考》，第29—30页。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人境庐集外诗辑》“附录三”，中华书局90年版，第27页。
2《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第二节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新貌，如同看到“中华以外天”3，视野为之扩大。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帮助朝野上下了解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改变“狭隘”的思想，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主动结交日本朋友，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查阅资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参考资料欠缺和校雠编辑等困难，“朝夕编辑”，在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甫成稿本”。他调往旧金山后，因总领事的政务忙碌，编撰工作几至中辍。光绪十一年（885）秋，黄遵宪由美请假回国，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四月（887年5月）完成了《日本国志》的撰写。全书包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等2类，共40卷，约50余万字。这是中国人纂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黄遵宪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的原则。特别强调“牵涉西法，尤加详备”2，把介绍日本学习欧美、进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作为重点，以期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890）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90）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3，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2，“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3。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4。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5。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3《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0页。2《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
3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日本国志·邻交志》。
2《日本国志》卷5《食货志》一。
3《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4《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5《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7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2，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首、卷二8首，凡54首。光绪十六年（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3定本把原本诗54首中删去2首，修改了28首，增补了58首，共辑0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7《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日本国志》卷《食货志》二。
2《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3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第三节“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光绪二十年（894）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895年3月23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2。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羶”，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发入空山”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高潮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2，嘱梁鼎芬“代签名”3，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超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000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4。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2《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4页。
2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957年版。3《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首都博物馆藏手稿。
4《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页。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38页。
宪为归宿”2。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3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898年3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攒程迅速来京”4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898年5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2。五月二十二日（7月0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政变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3。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4。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0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5。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898年0月日），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4《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0页。
2《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
3《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9页。
4《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958年版，第47页。
5同上书，第页。
《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页。
第四节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2。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卷，收录此前的诗247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首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超复校。之后有92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930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93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9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957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4首。此外，9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首，其中94首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3“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0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勅，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首、《军中歌》八首和《旋军歌》八首，每首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2。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发了黄遵《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2《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959年版，第2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页。
2《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3他的《新嫁孃》、《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2梁启超的评价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3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4。郑振铎认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惟遵宪是一个成功的作者”5。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3《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24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4页。
2《人境庐集外诗辑》，第8—、2—7页。
3《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页。
4《饮冰室诗话》（四），第3页。
5《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993年版，第8页。第五节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2；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3。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发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0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至4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4。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5。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2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3等。
光绪二十七年（90）《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927年版，第页。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2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4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5《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2《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4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5。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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