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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职务，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月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倾向发生分离的起。
②《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5、40页。
③《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48页。
④有材料李大钊还曾于9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99年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98年版。
自920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BoЙTИ-HИЙ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MamaeB）、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组织，史称上海**组。0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组。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92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派（指**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组，张太雷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中国**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任命他为**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组、**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组织。到92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党员已经达到209人。从92年开始，**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名**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有材料，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有材料，“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989年版，第44罗章龙回忆，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接触了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等。在他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可是北京**组正式成立大会”，维金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984年版，第77页。）
李新《李大钊》一文，李大钊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7页。
同一期间，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建议以“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同意胡的主张，同胡一起联络蔡元培等共人在该宣言上签名。由于“好政府”主张与其后不久**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不相符合，李大钊又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部分会员联名向学会杭州大会提交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主张以“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为“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
922年7月，**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8月，李大钊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会晤孙中山，与孙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他和陈独秀等另外几位**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923年月，**三大正式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0月，李大钊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和特派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24年月，李大钊作为北京国民党组织选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员发言，指出**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经孙中山允许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会最终否决了反对党员“跨党”的提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大钊受命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兼任该部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924年4月20日成立，到92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该部所辖北方0余省区的国民党员已达4万余人。92年月至月，李大钊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为《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924年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月7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运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发表演讲，并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925年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2日，孙中山逝世。其后不久，在北京有反对**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进行了斗争。92年月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和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冯玉祥因受排挤于92年月宣告下野，后到苏联考察。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绥远一带。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参与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92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李大钊请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并数次电报催促，终于促使冯玉祥于当年9月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92年3月发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通牒”。3月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00余团体在北京**召开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了演。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遭到府院卫队的残酷镇压②。第二天，执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927年4月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300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0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和初期党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同时也是知名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温和、道德高尚、“好施济众”，曾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多次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多次出资帮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学生，而自己“身后异常萧条”。他被捕后，北京20多所大学联合发起过营救活动；逝世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933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他在《狱中自述》中“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平凡质朴的语言表述出一位伟人公忠坦荡的胸怀，令人敬佩。
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诗词、通讯杂文等共500多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战略与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篇长文分别于923年月和924年5月作为《百科丛书》第5、5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潮，发展了这种思想。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宝贵文献。李大钊自称“夙研史学”，发表了许多关于史学的演讲和文章。《史学要论》是他关于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它被公认为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遗文被编成《守常文集》（未发行）。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上、下册，共39万余字。984年人民出有材料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曾给阎锡山写信，策动阎并参加北伐。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0、28页。
②有材料，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见李新《李大钊》，《**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33页。又许毓峰《李大钊年谱》，当请愿队伍向铁狮子胡同行进时，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府院卫队和军警镇压时，“大钊同志的脸和手虽负了伤，但他却从容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大钊同志最后从东口退出后，立即到**地委会去，当晚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坚持斗争的问题。见该书第27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985年印行。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0万字，989年0月又出版《李大钊文集》（续集）一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六章瞿秋白瞿秋白，原名双、霜，族谱中排名懋淼，原号雄魄、铁柏、铁梅、涤梅等，后改名爽，改号秋白（亦秋白为字）。五四前后发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有一百多个，如巨缘、维它、史维它、屈维它、史铁儿、易嘉、何凝等。899年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西同曾任江西候补知县。父亲瞿世玮长期无业，擅长山水画，通医道。母亲金璇，通晓史书，长于诗词。
秋白很即开始学画和背诵唐诗名句，5岁入塾馆，岁入学堂，0岁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2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决然剪掉辫子，表示对推倒清皇朝的拥护。
秋白上学后，家境日趋衰败。9年因担负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从94年起，开始靠借债和典当家产维持生活。95年夏，秋白终因学费拮据而辍学。母亲经受不住家庭破产、爱子失学的痛苦折磨，于9年初服毒自杀。秋白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这年，秋白在无锡乡下杨氏私立国民学任职半年，随后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并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春又随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主修俄语，同时自学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和哲学。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已试着翻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9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秋白开始注意阅读有关方面的新书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运动爆发，秋白的思想仍是庞杂而混沌的，今文经学、佛学及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他都有影响。由于对现状极度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闷彷徨达到了极，他自称这段时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
99年的五四运动，使秋白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带领俄文专修馆学生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作为俄专代表参加了北京学联，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月3日，他在街头讲演时被捕，月7日被放出。出狱不久，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此后就再也没有治好。99年月，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旬刊，进行改造社会的宣传。他是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920年春，秋白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研究会”，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920年0月，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未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以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为有机会实地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和俄国文化而高兴，希望借此“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经过3个月的艰苦跋涉，秋白于92年月到达莫斯科。此后在苏俄的两年间，秋白撰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中国**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有名的散文集，叙述他在苏俄的观感，介绍苏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92年3月，他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9月，除担任记者外，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该校俄国教官的翻译，由此他多次会见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他还忍着疾病的折磨，顽强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922年月，出席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923年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后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离京赴沪，担任**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参加**另两个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的编辑工作。923年月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中文译词，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边弹唱，一边翻译，苦心斟酌，始将《国际歌》成功地译了出来。同期《新青年》季刊还发表有秋白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随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秋白在上述三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作，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宣传**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以及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他还在文章中批驳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逐步成为**早期最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923年月至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达00多万字。
923年月，秋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三大和925年月召开的**四大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三大后，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出席了924年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译）。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学任教，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月，他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胡适的实用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观。925年，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等领导了五卅爱国运动。月4日，**中央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秋白担任主编。他在报上先后发表数十篇社论和短文，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指导革命运动的进行。其中《谁是敌谁是友？》一文，尖锐地提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问题，要人们抛弃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热血日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出完24期后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后，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五卅运动前后，秋白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逆流的斗争。他所写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对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观，给以狠狠一击。
92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927年春北伐革命达到**，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发。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4月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发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
**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彻底清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秋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八七会议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纠正右的机会主义，而没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倾向很快发展起来。八七会议后，以秋白为首的**中央，在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错误也在发展。927年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观，通过《中国现状与**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错误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理论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发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发言。**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发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组。929年0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93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930年月，秋白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930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930年0月末，共产国际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93年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发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发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933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发动了新的攻击。9月22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934年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倡导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并亲自指导戏校所属的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工作。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秋白把剧团一分为三，由他直接领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作和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装待命，准备随军出征。但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主力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项英、陈毅决定疏散负责干部，送秋白回上海养病。
935年2月日，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化装成商人，离开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区转移。2月2日，秋白等渡过汀江，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径村附近时，被地主武装包围。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秋白与张亮（项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体力不支，在敌人搜山时被俘获。3月9日和4月5日，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脱身，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原来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帮红军做事。他还写信给鲁迅“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鲁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与杨之华等多方筹资，设法营救，但正在此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认，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这时他已被解到长汀。
秋白被敌人认出后，抱定必死的决心。5月3日他在长汀狱中，写下一份“供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热情歌颂中国**，同时谴责国民党在苏区的暴行，驳斥国民党对**的诬蔑和诽谤。
在长汀狱中，秋白写了一篇总结一生历史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内分《何必？（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七个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歌颂革命，在《告别》部分中表示了准备就义的决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倾中央的无理打击，精神一直很痛苦，现在面临死亡，想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让敌人得知**内部的斗争，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消极情绪。
敌人对秋白软硬兼施，用尽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在决定枪杀秋白的前几天，还专门派中统特务和**叛徒前往长汀劝降，并以顾顺章为例加以诱惑，但秋白不为所动，庄严宣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关于秋白被捕日期，有2月24日和2月2日两，这里从后。
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表示“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劝降、诱降失败，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杀害瞿秋白。月8日，秋白赴刑场，一路上神态坦然，用俄语吟诵《国际歌》，在“中国**万岁！”“**万岁！”的口号声中，饮弹洒血，从容就义。瞿秋白是中国**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卓越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秋白著作极丰，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政治理论编8卷。第七章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农志等，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月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乳名凤生。父亲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何氏略识文字，经常给李立三讲《水浒》、《三国演义》、《精忠传》和武侠故事。905年，入蒙童馆读书。在这里，他从比他年长9岁的同学孙山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908至94年，李立三先后在渌江学和渌江中学读书。在渌江中学，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统治表示极大的不满。95年，李立三来到长沙，先在长郡中学读书，后转入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璈阶（章龙）介绍，他结识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
98年春夏间，李立三中学毕业，回乡当学教员。不久，他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决心投笔从戎，到衡山加入程潜的护**。临行前，留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99年初，李立三听从程潜的劝告到北京求学。不久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同年2月抵达法国，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到三侠孟一家工厂做工。在这期间，李立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法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后来回忆“一九二○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以前，他曾相信工读主义，以为通过勤工俭学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进而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如今，他认定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知识阶级的猛省和劳动阶级的觉悟，而勤工俭学就是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从920年底起，李立三同赵世炎等人开始酝酿筹建**组织。92年**一大召开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同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同年8月，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发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率先进驻由吴稚晖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学，后被法国警方扣押。0月4日，李立三同其他03名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同年2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国**。之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被派往湘赣边界的安源路矿开展工作。在安源，李立三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一面教工人们识字，一面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间扎下了根。922年春，安源路矿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5月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当选为俱乐部主任。俱乐部的成立，在矿内产生很大影响，到这年8、9月间，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已有700多人。俱乐部的扩大，引起安源路矿当局的恐惧。8月，李立三到长沙汇报工作。路矿当局乘机图谋封闭俱乐部，激起工人的愤慨。9月，**来到安源，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派**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对斗志昂扬的工人，斩钉截铁地表示“誓死不离安源”。9月2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他根据**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同**商定，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作为罢工口号。922年9月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在同路矿当局的谈判中，李立三据理力争，迫使路矿当局在8日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结束。它成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起。923年3月，李立三被调往在二七惨案中损失最严重的武汉，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并任**武汉区委书记。924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闭幕后，被任命为**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激烈的地方。当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也在上海，他们配合默契，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他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合法身份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办起职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扎下了根。
925年5月5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2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中央还决定在月日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负责。会后，李立三根据中央决定，在二马路秘密设立总指挥部，统一负责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30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外国巡捕悍然下令开枪，造成死人、重伤0余人的惨案。消息传开，上海为之震惊，全国为之愤怒。当天深夜，**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李立三出席了会议。接着，他又在宝山路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三罢斗争。月2日，上海实现罢工、罢市、罢课。4日，李立三又以总工会名义召开各界团体联合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三罢斗争。日，李立三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工商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7项条件，并被推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由于李立三在五卅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0月，李立三受**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会后，他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92年春，李立三到广州参加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随后，他应**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课程。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实际代行全国总工会职权。在武汉期间，李立三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万县惨案后，全国反英情绪高涨。92年2月2日，汉口举行2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大会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号。927年月3日，汉口再次召开0万人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继续任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英租界时，英国水兵突然上岸镇压，造成一三惨案。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挥下，汉口又召开30万人反英群众大会，并在游行中一举占领英租界，迫使英国当局承认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的反帝斗争再次推向**。
在927年4、5月间召开的**五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随后，他写成《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出版，着重阐明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国工运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7月2日改组，将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李立三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前往九江了解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动向。在认真调查之后，李立三同邓中夏、瞿秋白等建议临时中央立即举行南昌起义。他还作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928年月，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六大，并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会后，回上海**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使水平较低的向忠发担任了**中央总书记，从而使李立三逐渐起到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后，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领导同托派的理论斗争。斗争焦集中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他撰写《中国革命与取消派》一书，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统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驳托派的取消主义主张。他还指导“左联”工作，领导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明确表示**的正确意见，肯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还参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讨论。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显著改善，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城市工人支部929年发展到229个，工农红军发展到近0万人。930年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和自身力量，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他后来检讨，这个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同年7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还调动红军攻打长沙、武汉。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亲自兼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结果全市5个支部全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00余人。同时，各地暴动也相继失利。苏区红军在一克长沙之后，又传来二攻长沙失利的消息。党内要求停止冒险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间，共产国际发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在**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李立三也在会上承担了主要责任。会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同年2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从此开始旅居苏联5年的生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93年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李立三、瞿秋白等开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八大上发言回顾这段往事时“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尽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俄文，并努力为党工作。935年至93年间，他积极参与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央的电讯联系。935年秋，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还参与主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刊物《救国时报》，负责起草过大量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并发表《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阐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联肃反期间，李立三于938年2月被捕，蒙冤度过年零9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党籍。他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依斯基的帮助下，回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当校对员，一直工作到945年底。这期间，他翻译了俄国文学作品《考验》和《俄罗斯人物》。
945年4至月召开的**七大，在**的提议下，缺席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94年月，李立三回到祖国。在哈尔滨，他通过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了解到延安整风情况和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七大的精神，认真反省自己的主观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的错误。同年4月，化名李敏然，参加东北军事调处三人组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顾问和**首席代表。月，他到延安汇报东北工作，会见**，认真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苏联的工作和学习情况。94年秋，他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长。947年春，改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在辽沈战役中起义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负责东北局俄文编译组的工作，主持《**选集》（晋察冀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献的翻译，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起到重要作用。948年，李立三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会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949年2至3月，李立三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检讨“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会后，他随同**中央进入北平，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还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建国初期，李立三主要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先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条例。他在领导工会工作中，注意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一面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等办法逐步解决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面提倡企业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952年2月，李立三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受到**中央的重视。
这时，党内围绕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意见分歧。95年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提出批评，在会议的结论和决议中错误地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领导岗位。98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重新作出结论，决定撤销上述结论和决议，给李立三恢复名誉。
955年春，李立三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工业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统一工资制度的工作，还参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工作。95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前夕，他经过长时间认真思考，写了一份长篇发言稿，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总清算”。**阅后，特地在发言稿上批了一个“好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央工业部长。他先后到黑龙江的部分工厂调查，又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工业的思想，报告**中央。随后，又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90年，**把这一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广到全国。90年后，**中央工业部撤销，李立三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扩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难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主动请求免去部长级的物质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乡的房子过于破旧，他知道后立即写信制止了修缮工程。94年，他主动申请到河北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天津电子仪器厂蹲，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受到冲击，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监禁。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假话牵连他人。一些专案人员向他了解**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详细回顾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直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对**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文革组成员多次名批判李立三，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97年月5日，中央文革组各地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连续召开4次大型批斗会，使李立三的精神和**受到极大摧残。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写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还没有写完，就被造反派拉去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同夫人李莎见了最后一面。97年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辞世，终年8岁。
980年，**中央重新审查李立三的历史，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并于同年3月20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王震代表**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957年3月致**的信中曾经表示“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23年之后，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八章张闻天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刘梦云等，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30日诞生在江苏省南江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一个农民家庭。岁开始读书，聪颖好学。9年到南京，在水利局开设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98年为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同家庭发生冲突。9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南京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题为《社会问题》的长文，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中国社会问题。全文列举了《**宣言》的十条纲领。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新诗《梦》。不久，张闻天加入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到上海在分会成员恽代英、杨贤江等主办的《少年世界》任校勘。还在华法教育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张闻天在《觉悟》、《学灯》、《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通信、散文、杂感、诗作，对劳工、农村、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920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月报》上发表长篇《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发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发生极大变化。925年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925年0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93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934年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933年秋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对他们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935年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的发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月25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月2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发言，赞成**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935年2月，**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93年8月，**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日，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937年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为贯彻**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一文，阐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937年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938年9至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94年9至0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942年初到943年3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945年4至月，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94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947年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94年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948年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央和**的高度重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和建议。95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95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957年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在95年**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时的系统发言，以**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的要》、《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法有缺》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92年4至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明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99年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97年9月**事件后，张闻天萌发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的念头。从同年0月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97年7月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
第九章宋庆龄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893年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908年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9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9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9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95年0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9年至99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9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9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922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924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924年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925年3月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925年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92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92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927年2月、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93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2月9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932年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934年，她与何香凝等779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935年，中国**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93年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93年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月，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938年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94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945年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950年8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94年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中国**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949年7月日，宋庆龄发表《向中国**致敬》一文。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致敬！”
同年9月，宋庆龄受**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959年4月和95年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975年月和978年2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8年5月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957年月，她随**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950年0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7个城市、个工厂、4个村庄、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952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955年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979年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30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发行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950年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95年9月，她获得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952年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发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949年2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953年、957年和978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95年月2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儿童事业。95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0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发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的发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宣言》学习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98年5月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正式党员。
98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发表许多文章、演，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第十章陈独秀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另有三爱、只眼、顽石、雪衣等三十几个笔名、化名。879年（清光绪五年）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又称怀宁）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资聪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读，8岁考中秀才。转年到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这时，他已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崇信维新思潮，与安徽维新派人士交往。他对康梁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亦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陈独秀也被追捕，逃到东北嗣父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我东北烧、杀、淫、掠之暴行，犹如见到母亲遭凌辱，受此刺激，开始思考个人、国家与世界问题。90年赴日留学，曾参加励志社及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与激进分子交往，阅读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书刊，迅速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一次，鉴于清政府委派的学监姚煜阻碍中国留学生的正当要求，陈约同张继、邹容等人闯入姚宅，张抱姚腰，邹捧头，陈挥剪，割发代首，使其威信扫地。陈等3人即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903年，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独秀即回安庆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号召人人“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5月7日，他们在藏书楼召开演会，宣传群众。演毕，决定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先谋南方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此活动震动当局，陈被通缉，连夜逃亡上海，与章士钊等合作创办《国民日日报》。年底，该报停刊，又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他在该报发表50多篇文章，以白话文议古论今，宣传爱国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主。
904年秋，陈独秀应邀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试验炸药，研究暗杀。翌年，还参与吴樾谋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划。这时，他为急于组织革命行动，停办了《安徽俗话报》，只身遍访江淮义士，在芜湖发起成立了“岳王会”，任会长。后来在安庆、南京还设立了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安徽巡抚恩铭闻知陈的活动后大怒，欲穷治之。陈再次亡命扶桑。接着传来国内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战友牺牲的消息，他一度陷于深深的苦闷、彷徨和孤愤之中，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下这无限的惆怅。9年，新的革命**终于到来。这年0月，在杭州陆军学任教的陈独秀，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推动当地党人响应，并写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使官吏闻之悚然。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安徽的斗争，并在胜利后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秘书、顾问等职。
在任秘书长期间，陈独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铲除旧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图以猛药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败。二次革命起，他协助都督柏文蔚制订反袁大计，起草安徽独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败，他被通缉，再次亡命上海，其安庆的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也逃到沪上，投靠父亲。这时的陈独秀由于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生活也几近“静待饿死”的境地。
9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编辑反袁杂志《甲寅》。月，他在该刊第一次用“陈独秀”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中国，民无建设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因此，他认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国家的心情，阐述了建设近世国家关键在于提高国民“自觉心”的观。但是，由于该文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误解。他们纷纷投书《甲寅》诘问，“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屑回答读者的责问，但是他却从中悟出几年来革命屡起屡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于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后，中国的出路，首先要进行一场文化思想革命。从何入手，应该从办一份鼓吹新思想的杂志入手。而这个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国家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十分自信地对人“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9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发刊词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传统儒家伦理宣战，以图从改变国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争取个人自由权利为中心，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由此陈独秀名声大作，97年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帮助他对这个封建文化堡垒进行改革和整顿。陈独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为阵地，先后联络有文学改良思想的胡适，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以“只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称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符号的刘半农，以及鲁迅等人，组成一个以他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他们在批判儒家纲常学、进行伦理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学革命和教育革命。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倡议的基础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加激进的反封建的文学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别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批判摧残青年身心健康、只顾个人升官发财而与社会脱离的旧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独立自主、顺性率真）的教育方针。
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五四时，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帮助和影响而出现的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传统、谋社会改造的刊物达数百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
但是，陈独秀指导这个运动的哲学思想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和形而上学，认为中国衰落是自己不长进，与帝国主义无关，因此他们不提反帝口号。运动初起也不干涉现实政治，企图把运动局限在文化领域里。然而，政治却要来干涉它。首先是受到冲击的保守势力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勾结反动政府，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横加压迫。陈迎接挑战，坚决反击，并表示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时，围绕着9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维护中国权利的斗争尖锐起来。于是，陈独秀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启蒙走向救亡。
98年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了直接干预政治的《每周评论》，并把收回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问题，作为报道和评论的重。他写的发刊词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外求独立，内反军阀独裁的主张。大战结束时，他曾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到来了。但是，99年4月，当闻知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操纵下决定把原德国在我国山东掠夺的权利交给日本、北京政府也准备接受时，陈独秀无比愤慨，怒质“公理何在”，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5月4日，一个以收回山东权利、惩办三个卖国贼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很快席卷全国。反动政府严厉镇压，爱国学生前仆后继。月9日，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进的口号，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
日，陈独秀带着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门闹市区散发，被暗探逮捕。这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团体和名流纷纷奔走营救。**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撰文，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9月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当时，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掀起，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主义的热情正在消退，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声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进。陈独秀过去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传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现在认识到没有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因此首先要求阶级的解放。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如今他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他还“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明确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陈独秀已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者即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出狱后，行动仍受监视。翌年，他化装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摆脱监视，移居上海。两人分手时，相约分别在南北筹备革命党。陈到沪后，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劳动界》和店员刊物《伙友》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由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等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注意，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一行人，于920年4月奉派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联系座谈后，提出帮助中国建立革命政党问题。李介绍他们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络。他们到上海后，陈独秀即召集周围热心宣传社会主义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座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酝酿成立政党，并确定名称叫“**”。8月，中国**发起组正式成立，设临时中央局，推陈为书记，并约请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于是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东、巴黎、东京等地的**早期组织先后成立。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通过论战，争取了许多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
当时在广州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坚聘陈独秀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扩大到广东，并推行他多年来教育改革的主张，920年2月前往应聘。他上任后，利用职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广东教育，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发展各种专业教育、**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并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与占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重建了广东**。所有这些，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陈独秀顿萌退志。正在此时，上海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连连催促他迅速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一行早在92年春来华，他们认为正式成立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下旬帮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忙于教改，没有出席。但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和筹建党的工作中的作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他于9月回沪。
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满怀**地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工作重是发动工人运动。中央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设立分部，具体领导工运创办工人刊物，在工人区开办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等。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工运。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他从92年月到翌年5月，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指明工运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解释工人阶级对各党派应取的不同态度及对招牌工会的斗争策略，克服工人群众中的帮派观念等，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熟起来，很快掀起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
但是，由于当时陈独秀和党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也不把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在眼里，而广大农民又尚未发动，因此工人阶级在城市里实际上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923年二七惨案开始，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工人后，工运很快转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锚后，面临着一个选择正确航道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922年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等被压迫民族国家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希望两党合作，推进中国革命。**接受列宁的思想，在7月举行的“二大”上，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宣言”，明确了中国革命应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进行的认识；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和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方针。陈独秀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马林在考察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南方并与孙中山交谈后认为，**的力量还太，只有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才能迅速走出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进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孙中山也不答应党外联合的方针，只希望**人加入国民党，以新鲜血液来挽救正在“死亡”的国民党。为此，马林向国际提出了**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作为决定派马林到中国执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各区委，起先几乎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两党的宗旨、性质、基础、政策“太不相容”，“**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月杭州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马林拿出共产国际训令后，陈独秀等表示服从，但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党办法，并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陈独秀首先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
然后，陈独秀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方针，撰写一系列文章，阐述国共合作的意义，并认真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923年月，**三大正式通过了**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长。翌年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李大钊、林祖涵、谭平山、瞿秋白、**等**员参加，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但从此陈独秀又走向另一极端——右倾并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马林抬高资产阶级国民党、贬低无产阶级**观的影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视民主革命为资产阶级为主导为基础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有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现在既然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我们**就来当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帮助国民党把当前的国民革命搞好，但我们工作的重应放在准备下一个革命上。这种思想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在**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现。瞿秋白和邓中夏等少数人曾发表文章，批判这种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也派维经斯基及**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回国，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精神，并写进了925年月召开的**四大决议。陈独秀也表示接受这个精神，并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但是，一是由于他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到他们在中国的代表，都对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的**活动采取退让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在大革命中始终没有解决好。
尽管如此，当时的形势是革命正走向**，特别是**四大通过了工、农、青、妇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决议，为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序幕，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最高的指挥者是陈独秀，各个重要事项，如应否发动，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与他共同开会决定。同时，他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在日、英帝国主义先后制造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血案后，终于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从运动开始到9月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篇文章指导运动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亲自做总商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运动的意见，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还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在总商会中加强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因还要依靠苏联和**的帮助，取代北洋军阀，不公开反苏**，但也宣扬“共信不立”，竭力打击和限制**的力量。92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向**发起严重挑衅，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原打算组织力量反击，但又从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观念出发，提议**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对老右派坚决反击，促使国民党将他们开除；但对新右派，则要利用他们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积极性”，采取退让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陈独秀在他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被否定后，更加消极，自觉地以“在野党”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政策。
92年7月，苏联急切盼望和大力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但是，陈独秀主持党中央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他从以往孙中山及西南军阀多次北伐的历史经验出发，断言这次北伐也是“军人政客争权夺利的军事投机”，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更主要的是陈独秀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农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把它与正规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因此他以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指示，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黄埔军校、北伐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机关。于是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都落到了蒋介石集团手中，使整个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长职务，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月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倾向发生分离的起。
②《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5、40页。
③《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48页。
④有材料李大钊还曾于9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99年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98年版。
自920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BoЙTИ-HИЙ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MamaeB）、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组织，史称上海**组。0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组。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92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派（指**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组，张太雷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中国**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任命他为**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组、**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组织。到92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党员已经达到209人。从92年开始，**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名**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有材料，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有材料，“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989年版，第44罗章龙回忆，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接触了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等。在他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可是北京**组正式成立大会”，维金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984年版，第77页。）
李新《李大钊》一文，李大钊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7页。
同一期间，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建议以“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同意胡的主张，同胡一起联络蔡元培等共人在该宣言上签名。由于“好政府”主张与其后不久**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不相符合，李大钊又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部分会员联名向学会杭州大会提交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主张以“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为“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
922年7月，**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8月，李大钊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会晤孙中山，与孙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他和陈独秀等另外几位**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923年月，**三大正式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0月，李大钊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和特派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24年月，李大钊作为北京国民党组织选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员发言，指出**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经孙中山允许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会最终否决了反对党员“跨党”的提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大钊受命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兼任该部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924年4月20日成立，到92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该部所辖北方0余省区的国民党员已达4万余人。92年月至月，李大钊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为《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924年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月7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运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发表演讲，并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925年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2日，孙中山逝世。其后不久，在北京有反对**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进行了斗争。92年月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和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冯玉祥因受排挤于92年月宣告下野，后到苏联考察。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绥远一带。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参与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92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李大钊请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并数次电报催促，终于促使冯玉祥于当年9月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92年3月发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通牒”。3月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00余团体在北京**召开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了演。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遭到府院卫队的残酷镇压②。第二天，执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927年4月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300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0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和初期党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同时也是知名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温和、道德高尚、“好施济众”，曾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多次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多次出资帮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学生，而自己“身后异常萧条”。他被捕后，北京20多所大学联合发起过营救活动；逝世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933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他在《狱中自述》中“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平凡质朴的语言表述出一位伟人公忠坦荡的胸怀，令人敬佩。
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诗词、通讯杂文等共500多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战略与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篇长文分别于923年月和924年5月作为《百科丛书》第5、5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潮，发展了这种思想。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宝贵文献。李大钊自称“夙研史学”，发表了许多关于史学的演讲和文章。《史学要论》是他关于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它被公认为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遗文被编成《守常文集》（未发行）。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上、下册，共39万余字。984年人民出有材料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曾给阎锡山写信，策动阎并参加北伐。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0、28页。
②有材料，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见李新《李大钊》，《**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33页。又许毓峰《李大钊年谱》，当请愿队伍向铁狮子胡同行进时，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府院卫队和军警镇压时，“大钊同志的脸和手虽负了伤，但他却从容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大钊同志最后从东口退出后，立即到**地委会去，当晚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坚持斗争的问题。见该书第27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985年印行。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0万字，989年0月又出版《李大钊文集》（续集）一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六章瞿秋白瞿秋白，原名双、霜，族谱中排名懋淼，原号雄魄、铁柏、铁梅、涤梅等，后改名爽，改号秋白（亦秋白为字）。五四前后发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有一百多个，如巨缘、维它、史维它、屈维它、史铁儿、易嘉、何凝等。899年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西同曾任江西候补知县。父亲瞿世玮长期无业，擅长山水画，通医道。母亲金璇，通晓史书，长于诗词。
秋白很即开始学画和背诵唐诗名句，5岁入塾馆，岁入学堂，0岁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2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决然剪掉辫子，表示对推倒清皇朝的拥护。
秋白上学后，家境日趋衰败。9年因担负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从94年起，开始靠借债和典当家产维持生活。95年夏，秋白终因学费拮据而辍学。母亲经受不住家庭破产、爱子失学的痛苦折磨，于9年初服毒自杀。秋白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这年，秋白在无锡乡下杨氏私立国民学任职半年，随后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并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春又随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主修俄语，同时自学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和哲学。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已试着翻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9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秋白开始注意阅读有关方面的新书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运动爆发，秋白的思想仍是庞杂而混沌的，今文经学、佛学及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他都有影响。由于对现状极度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闷彷徨达到了极，他自称这段时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
99年的五四运动，使秋白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带领俄文专修馆学生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作为俄专代表参加了北京学联，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月3日，他在街头讲演时被捕，月7日被放出。出狱不久，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此后就再也没有治好。99年月，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旬刊，进行改造社会的宣传。他是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920年春，秋白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研究会”，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920年0月，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未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以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为有机会实地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和俄国文化而高兴，希望借此“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经过3个月的艰苦跋涉，秋白于92年月到达莫斯科。此后在苏俄的两年间，秋白撰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中国**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有名的散文集，叙述他在苏俄的观感，介绍苏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92年3月，他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9月，除担任记者外，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该校俄国教官的翻译，由此他多次会见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他还忍着疾病的折磨，顽强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922年月，出席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923年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后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离京赴沪，担任**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参加**另两个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的编辑工作。923年月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中文译词，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边弹唱，一边翻译，苦心斟酌，始将《国际歌》成功地译了出来。同期《新青年》季刊还发表有秋白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随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秋白在上述三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作，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宣传**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以及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他还在文章中批驳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逐步成为**早期最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923年月至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达00多万字。
923年月，秋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三大和925年月召开的**四大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三大后，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出席了924年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译）。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学任教，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月，他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胡适的实用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观。925年，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等领导了五卅爱国运动。月4日，**中央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秋白担任主编。他在报上先后发表数十篇社论和短文，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指导革命运动的进行。其中《谁是敌谁是友？》一文，尖锐地提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问题，要人们抛弃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热血日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出完24期后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后，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五卅运动前后，秋白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逆流的斗争。他所写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对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观，给以狠狠一击。
92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927年春北伐革命达到**，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发。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4月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发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
**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彻底清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秋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八七会议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纠正右的机会主义，而没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倾向很快发展起来。八七会议后，以秋白为首的**中央，在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错误也在发展。927年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观，通过《中国现状与**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错误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理论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发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发言。**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发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组。929年0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93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930年月，秋白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930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930年0月末，共产国际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93年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发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发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933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发动了新的攻击。9月22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934年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倡导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并亲自指导戏校所属的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工作。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秋白把剧团一分为三，由他直接领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作和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装待命，准备随军出征。但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主力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项英、陈毅决定疏散负责干部，送秋白回上海养病。
935年2月日，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化装成商人，离开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区转移。2月2日，秋白等渡过汀江，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径村附近时，被地主武装包围。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秋白与张亮（项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体力不支，在敌人搜山时被俘获。3月9日和4月5日，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脱身，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原来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帮红军做事。他还写信给鲁迅“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鲁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与杨之华等多方筹资，设法营救，但正在此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认，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这时他已被解到长汀。
秋白被敌人认出后，抱定必死的决心。5月3日他在长汀狱中，写下一份“供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热情歌颂中国**，同时谴责国民党在苏区的暴行，驳斥国民党对**的诬蔑和诽谤。
在长汀狱中，秋白写了一篇总结一生历史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内分《何必？（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七个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歌颂革命，在《告别》部分中表示了准备就义的决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倾中央的无理打击，精神一直很痛苦，现在面临死亡，想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让敌人得知**内部的斗争，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消极情绪。
敌人对秋白软硬兼施，用尽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在决定枪杀秋白的前几天，还专门派中统特务和**叛徒前往长汀劝降，并以顾顺章为例加以诱惑，但秋白不为所动，庄严宣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关于秋白被捕日期，有2月24日和2月2日两，这里从后。
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表示“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劝降、诱降失败，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杀害瞿秋白。月8日，秋白赴刑场，一路上神态坦然，用俄语吟诵《国际歌》，在“中国**万岁！”“**万岁！”的口号声中，饮弹洒血，从容就义。瞿秋白是中国**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卓越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秋白著作极丰，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政治理论编8卷。第七章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农志等，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月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乳名凤生。父亲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何氏略识文字，经常给李立三讲《水浒》、《三国演义》、《精忠传》和武侠故事。905年，入蒙童馆读书。在这里，他从比他年长9岁的同学孙山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908至94年，李立三先后在渌江学和渌江中学读书。在渌江中学，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统治表示极大的不满。95年，李立三来到长沙，先在长郡中学读书，后转入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璈阶（章龙）介绍，他结识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
98年春夏间，李立三中学毕业，回乡当学教员。不久，他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决心投笔从戎，到衡山加入程潜的护**。临行前，留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99年初，李立三听从程潜的劝告到北京求学。不久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同年2月抵达法国，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到三侠孟一家工厂做工。在这期间，李立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法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后来回忆“一九二○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以前，他曾相信工读主义，以为通过勤工俭学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进而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如今，他认定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知识阶级的猛省和劳动阶级的觉悟，而勤工俭学就是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从920年底起，李立三同赵世炎等人开始酝酿筹建**组织。92年**一大召开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同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同年8月，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发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率先进驻由吴稚晖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学，后被法国警方扣押。0月4日，李立三同其他03名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同年2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国**。之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被派往湘赣边界的安源路矿开展工作。在安源，李立三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一面教工人们识字，一面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间扎下了根。922年春，安源路矿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5月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当选为俱乐部主任。俱乐部的成立，在矿内产生很大影响，到这年8、9月间，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已有700多人。俱乐部的扩大，引起安源路矿当局的恐惧。8月，李立三到长沙汇报工作。路矿当局乘机图谋封闭俱乐部，激起工人的愤慨。9月，**来到安源，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派**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对斗志昂扬的工人，斩钉截铁地表示“誓死不离安源”。9月2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他根据**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同**商定，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作为罢工口号。922年9月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在同路矿当局的谈判中，李立三据理力争，迫使路矿当局在8日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结束。它成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起。923年3月，李立三被调往在二七惨案中损失最严重的武汉，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并任**武汉区委书记。924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闭幕后，被任命为**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激烈的地方。当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也在上海，他们配合默契，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他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合法身份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办起职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扎下了根。
925年5月5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2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中央还决定在月日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负责。会后，李立三根据中央决定，在二马路秘密设立总指挥部，统一负责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30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外国巡捕悍然下令开枪，造成死人、重伤0余人的惨案。消息传开，上海为之震惊，全国为之愤怒。当天深夜，**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李立三出席了会议。接着，他又在宝山路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三罢斗争。月2日，上海实现罢工、罢市、罢课。4日，李立三又以总工会名义召开各界团体联合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三罢斗争。日，李立三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工商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7项条件，并被推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由于李立三在五卅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0月，李立三受**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会后，他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92年春，李立三到广州参加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随后，他应**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课程。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实际代行全国总工会职权。在武汉期间，李立三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万县惨案后，全国反英情绪高涨。92年2月2日，汉口举行2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大会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号。927年月3日，汉口再次召开0万人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继续任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英租界时，英国水兵突然上岸镇压，造成一三惨案。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挥下，汉口又召开30万人反英群众大会，并在游行中一举占领英租界，迫使英国当局承认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的反帝斗争再次推向**。
在927年4、5月间召开的**五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随后，他写成《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出版，着重阐明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国工运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7月2日改组，将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李立三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前往九江了解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动向。在认真调查之后，李立三同邓中夏、瞿秋白等建议临时中央立即举行南昌起义。他还作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928年月，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六大，并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会后，回上海**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使水平较低的向忠发担任了**中央总书记，从而使李立三逐渐起到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后，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领导同托派的理论斗争。斗争焦集中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他撰写《中国革命与取消派》一书，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统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驳托派的取消主义主张。他还指导“左联”工作，领导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明确表示**的正确意见，肯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还参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讨论。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显著改善，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城市工人支部929年发展到229个，工农红军发展到近0万人。930年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和自身力量，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他后来检讨，这个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同年7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还调动红军攻打长沙、武汉。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亲自兼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结果全市5个支部全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00余人。同时，各地暴动也相继失利。苏区红军在一克长沙之后，又传来二攻长沙失利的消息。党内要求停止冒险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间，共产国际发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在**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李立三也在会上承担了主要责任。会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同年2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从此开始旅居苏联5年的生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93年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李立三、瞿秋白等开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八大上发言回顾这段往事时“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尽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俄文，并努力为党工作。935年至93年间，他积极参与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央的电讯联系。935年秋，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还参与主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刊物《救国时报》，负责起草过大量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并发表《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阐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联肃反期间，李立三于938年2月被捕，蒙冤度过年零9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党籍。他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依斯基的帮助下，回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当校对员，一直工作到945年底。这期间，他翻译了俄国文学作品《考验》和《俄罗斯人物》。
945年4至月召开的**七大，在**的提议下，缺席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94年月，李立三回到祖国。在哈尔滨，他通过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了解到延安整风情况和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七大的精神，认真反省自己的主观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的错误。同年4月，化名李敏然，参加东北军事调处三人组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顾问和**首席代表。月，他到延安汇报东北工作，会见**，认真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苏联的工作和学习情况。94年秋，他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长。947年春，改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在辽沈战役中起义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负责东北局俄文编译组的工作，主持《**选集》（晋察冀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献的翻译，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起到重要作用。948年，李立三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会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949年2至3月，李立三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检讨“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会后，他随同**中央进入北平，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还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建国初期，李立三主要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先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条例。他在领导工会工作中，注意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一面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等办法逐步解决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面提倡企业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952年2月，李立三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受到**中央的重视。
这时，党内围绕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意见分歧。95年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提出批评，在会议的结论和决议中错误地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领导岗位。98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重新作出结论，决定撤销上述结论和决议，给李立三恢复名誉。
955年春，李立三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工业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统一工资制度的工作，还参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工作。95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前夕，他经过长时间认真思考，写了一份长篇发言稿，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总清算”。**阅后，特地在发言稿上批了一个“好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央工业部长。他先后到黑龙江的部分工厂调查，又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工业的思想，报告**中央。随后，又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90年，**把这一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广到全国。90年后，**中央工业部撤销，李立三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扩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难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主动请求免去部长级的物质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乡的房子过于破旧，他知道后立即写信制止了修缮工程。94年，他主动申请到河北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天津电子仪器厂蹲，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受到冲击，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监禁。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假话牵连他人。一些专案人员向他了解**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详细回顾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直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对**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文革组成员多次名批判李立三，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97年月5日，中央文革组各地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连续召开4次大型批斗会，使李立三的精神和**受到极大摧残。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写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还没有写完，就被造反派拉去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同夫人李莎见了最后一面。97年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辞世，终年8岁。
980年，**中央重新审查李立三的历史，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并于同年3月20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王震代表**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957年3月致**的信中曾经表示“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23年之后，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八章张闻天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刘梦云等，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30日诞生在江苏省南江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一个农民家庭。岁开始读书，聪颖好学。9年到南京，在水利局开设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98年为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同家庭发生冲突。9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南京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题为《社会问题》的长文，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中国社会问题。全文列举了《**宣言》的十条纲领。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新诗《梦》。不久，张闻天加入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到上海在分会成员恽代英、杨贤江等主办的《少年世界》任校勘。还在华法教育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张闻天在《觉悟》、《学灯》、《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通信、散文、杂感、诗作，对劳工、农村、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920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月报》上发表长篇《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发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发生极大变化。925年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925年0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93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934年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933年秋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对他们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935年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的发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月25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月2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发言，赞成**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935年2月，**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93年8月，**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日，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937年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为贯彻**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一文，阐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937年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938年9至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94年9至0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942年初到943年3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945年4至月，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94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947年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94年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948年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央和**的高度重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和建议。95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95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957年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在95年**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时的系统发言，以**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的要》、《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法有缺》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92年4至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明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99年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97年9月**事件后，张闻天萌发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的念头。从同年0月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97年7月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
第九章宋庆龄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893年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908年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9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9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9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95年0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9年至99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9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9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922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924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924年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925年3月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925年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92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92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927年2月、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93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2月9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932年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934年，她与何香凝等779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935年，中国**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93年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93年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月，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938年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94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945年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950年8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94年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中国**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949年7月日，宋庆龄发表《向中国**致敬》一文。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致敬！”
同年9月，宋庆龄受**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959年4月和95年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975年月和978年2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8年5月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957年月，她随**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950年0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7个城市、个工厂、4个村庄、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952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955年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979年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30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发行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950年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95年9月，她获得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952年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发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949年2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953年、957年和978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95年月2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儿童事业。95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0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发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的发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宣言》学习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98年5月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正式党员。
98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发表许多文章、演，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第十章陈独秀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另有三爱、只眼、顽石、雪衣等三十几个笔名、化名。879年（清光绪五年）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又称怀宁）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资聪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读，8岁考中秀才。转年到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这时，他已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崇信维新思潮，与安徽维新派人士交往。他对康梁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亦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陈独秀也被追捕，逃到东北嗣父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我东北烧、杀、淫、掠之暴行，犹如见到母亲遭凌辱，受此刺激，开始思考个人、国家与世界问题。90年赴日留学，曾参加励志社及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与激进分子交往，阅读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书刊，迅速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一次，鉴于清政府委派的学监姚煜阻碍中国留学生的正当要求，陈约同张继、邹容等人闯入姚宅，张抱姚腰，邹捧头，陈挥剪，割发代首，使其威信扫地。陈等3人即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903年，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独秀即回安庆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号召人人“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5月7日，他们在藏书楼召开演会，宣传群众。演毕，决定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先谋南方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此活动震动当局，陈被通缉，连夜逃亡上海，与章士钊等合作创办《国民日日报》。年底，该报停刊，又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他在该报发表50多篇文章，以白话文议古论今，宣传爱国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主。
904年秋，陈独秀应邀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试验炸药，研究暗杀。翌年，还参与吴樾谋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划。这时，他为急于组织革命行动，停办了《安徽俗话报》，只身遍访江淮义士，在芜湖发起成立了“岳王会”，任会长。后来在安庆、南京还设立了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安徽巡抚恩铭闻知陈的活动后大怒，欲穷治之。陈再次亡命扶桑。接着传来国内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战友牺牲的消息，他一度陷于深深的苦闷、彷徨和孤愤之中，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下这无限的惆怅。9年，新的革命**终于到来。这年0月，在杭州陆军学任教的陈独秀，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推动当地党人响应，并写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使官吏闻之悚然。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安徽的斗争，并在胜利后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秘书、顾问等职。
在任秘书长期间，陈独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铲除旧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图以猛药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败。二次革命起，他协助都督柏文蔚制订反袁大计，起草安徽独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败，他被通缉，再次亡命上海，其安庆的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也逃到沪上，投靠父亲。这时的陈独秀由于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生活也几近“静待饿死”的境地。
9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编辑反袁杂志《甲寅》。月，他在该刊第一次用“陈独秀”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中国，民无建设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因此，他认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国家的心情，阐述了建设近世国家关键在于提高国民“自觉心”的观。但是，由于该文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误解。他们纷纷投书《甲寅》诘问，“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屑回答读者的责问，但是他却从中悟出几年来革命屡起屡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于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后，中国的出路，首先要进行一场文化思想革命。从何入手，应该从办一份鼓吹新思想的杂志入手。而这个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国家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十分自信地对人“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9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发刊词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传统儒家伦理宣战，以图从改变国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争取个人自由权利为中心，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由此陈独秀名声大作，97年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帮助他对这个封建文化堡垒进行改革和整顿。陈独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为阵地，先后联络有文学改良思想的胡适，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以“只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称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符号的刘半农，以及鲁迅等人，组成一个以他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他们在批判儒家纲常学、进行伦理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学革命和教育革命。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倡议的基础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加激进的反封建的文学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别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批判摧残青年身心健康、只顾个人升官发财而与社会脱离的旧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独立自主、顺性率真）的教育方针。
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五四时，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帮助和影响而出现的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传统、谋社会改造的刊物达数百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
但是，陈独秀指导这个运动的哲学思想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和形而上学，认为中国衰落是自己不长进，与帝国主义无关，因此他们不提反帝口号。运动初起也不干涉现实政治，企图把运动局限在文化领域里。然而，政治却要来干涉它。首先是受到冲击的保守势力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勾结反动政府，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横加压迫。陈迎接挑战，坚决反击，并表示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时，围绕着9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维护中国权利的斗争尖锐起来。于是，陈独秀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启蒙走向救亡。
98年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了直接干预政治的《每周评论》，并把收回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问题，作为报道和评论的重。他写的发刊词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外求独立，内反军阀独裁的主张。大战结束时，他曾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到来了。但是，99年4月，当闻知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操纵下决定把原德国在我国山东掠夺的权利交给日本、北京政府也准备接受时，陈独秀无比愤慨，怒质“公理何在”，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5月4日，一个以收回山东权利、惩办三个卖国贼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很快席卷全国。反动政府严厉镇压，爱国学生前仆后继。月9日，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进的口号，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
日，陈独秀带着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门闹市区散发，被暗探逮捕。这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团体和名流纷纷奔走营救。**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撰文，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9月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当时，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掀起，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主义的热情正在消退，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声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进。陈独秀过去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传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现在认识到没有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因此首先要求阶级的解放。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如今他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他还“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明确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陈独秀已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者即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出狱后，行动仍受监视。翌年，他化装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摆脱监视，移居上海。两人分手时，相约分别在南北筹备革命党。陈到沪后，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劳动界》和店员刊物《伙友》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由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等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注意，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一行人，于920年4月奉派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联系座谈后，提出帮助中国建立革命政党问题。李介绍他们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络。他们到上海后，陈独秀即召集周围热心宣传社会主义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座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酝酿成立政党，并确定名称叫“**”。8月，中国**发起组正式成立，设临时中央局，推陈为书记，并约请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于是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东、巴黎、东京等地的**早期组织先后成立。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通过论战，争取了许多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
当时在广州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坚聘陈独秀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扩大到广东，并推行他多年来教育改革的主张，920年2月前往应聘。他上任后，利用职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广东教育，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发展各种专业教育、**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并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与占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重建了广东**。所有这些，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陈独秀顿萌退志。正在此时，上海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连连催促他迅速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一行早在92年春来华，他们认为正式成立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下旬帮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忙于教改，没有出席。但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和筹建党的工作中的作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他于9月回沪。
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满怀**地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工作重是发动工人运动。中央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设立分部，具体领导工运创办工人刊物，在工人区开办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等。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工运。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他从92年月到翌年5月，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指明工运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解释工人阶级对各党派应取的不同态度及对招牌工会的斗争策略，克服工人群众中的帮派观念等，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熟起来，很快掀起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
但是，由于当时陈独秀和党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也不把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在眼里，而广大农民又尚未发动，因此工人阶级在城市里实际上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923年二七惨案开始，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工人后，工运很快转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锚后，面临着一个选择正确航道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922年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等被压迫民族国家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希望两党合作，推进中国革命。**接受列宁的思想，在7月举行的“二大”上，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宣言”，明确了中国革命应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进行的认识；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和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方针。陈独秀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马林在考察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南方并与孙中山交谈后认为，**的力量还太，只有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才能迅速走出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进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孙中山也不答应党外联合的方针，只希望**人加入国民党，以新鲜血液来挽救正在“死亡”的国民党。为此，马林向国际提出了**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作为决定派马林到中国执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各区委，起先几乎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两党的宗旨、性质、基础、政策“太不相容”，“**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月杭州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马林拿出共产国际训令后，陈独秀等表示服从，但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党办法，并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陈独秀首先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
然后，陈独秀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方针，撰写一系列文章，阐述国共合作的意义，并认真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923年月，**三大正式通过了**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长。翌年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李大钊、林祖涵、谭平山、瞿秋白、**等**员参加，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但从此陈独秀又走向另一极端——右倾并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马林抬高资产阶级国民党、贬低无产阶级**观的影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视民主革命为资产阶级为主导为基础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有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现在既然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我们**就来当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帮助国民党把当前的国民革命搞好，但我们工作的重应放在准备下一个革命上。这种思想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在**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现。瞿秋白和邓中夏等少数人曾发表文章，批判这种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也派维经斯基及**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回国，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精神，并写进了925年月召开的**四大决议。陈独秀也表示接受这个精神，并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但是，一是由于他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到他们在中国的代表，都对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的**活动采取退让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在大革命中始终没有解决好。
尽管如此，当时的形势是革命正走向**，特别是**四大通过了工、农、青、妇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决议，为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序幕，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最高的指挥者是陈独秀，各个重要事项，如应否发动，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与他共同开会决定。同时，他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在日、英帝国主义先后制造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血案后，终于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从运动开始到9月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篇文章指导运动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亲自做总商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运动的意见，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还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在总商会中加强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因还要依靠苏联和**的帮助，取代北洋军阀，不公开反苏**，但也宣扬“共信不立”，竭力打击和限制**的力量。92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向**发起严重挑衅，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原打算组织力量反击，但又从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观念出发，提议**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对老右派坚决反击，促使国民党将他们开除；但对新右派，则要利用他们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积极性”，采取退让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陈独秀在他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被否定后，更加消极，自觉地以“在野党”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政策。
92年7月，苏联急切盼望和大力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但是，陈独秀主持党中央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他从以往孙中山及西南军阀多次北伐的历史经验出发，断言这次北伐也是“军人政客争权夺利的军事投机”，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更主要的是陈独秀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农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把它与正规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因此他以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指示，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黄埔军校、北伐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机关。于是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都落到了蒋介石集团手中，使整个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