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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考试升学方式永远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升学的资格和权利，当然要属于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充当勇猛小将的革命学生……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精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暴的另一种说法，并且得到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和所谓“红色司令部”的怂恿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
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年至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在那三年中，我的梦境内容相对单纯，经常梦到的是过年过节饱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过就是大米饭、馒头、猪肉炖粉条之类。也梦到过捡东西，捡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可当即便吃的东西，比如一个不知从哪儿滚到马路边的大西红柿，或一出校门发现某处有个由纸绳捆扎的纸包，打开来惊喜而见竟是一包粗粮细做的“实验点心”，甚或，会是一块“人造肉”。“实验点心”大抵是用苞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则是用淘米水沉淀后收集在一起的淀粉做的。也有梦着过捡到了粮票的时候，但从没做过捡钱的梦。因为那三年的实际情况是，只有钱没粮票几乎不管去到哪儿都吃不成一顿饭。那三年我才是小学生，根本不会做和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虽然整天挨饿，却从没做过噩梦。但1967年，我不但经常做捡钱的梦，与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也常做噩梦。白天看到极尽凌辱之能事的批斗情形，夜里的梦境中便会出现那一情形。而且，特悲哀的是，梦中被批斗的人正是我的父亲。有时白天听说一个什么什么人因不堪忍受凌辱和折磨，以死抗议，爬上工厂极高的浓烟正升腾着的烟囱，一头栽将进去。结果某一天晚上那情形便会出现在我的梦中，那一头栽入高大烟囱的人变成了我自己……
是的，1967年，我不断做捡钱的梦、在考场上发现自己竟赤裸着下身的梦，以及种种惊出一身冷汗的噩梦。已经18岁的我，“饥饿年代”之后不再脸色青黄（我想那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头，逐渐胖了一点儿，一年之内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严重失眠对我身体的负面影响并不比严重的营养不良对我身体的危害小些。我整天昏头涨脑无精打采，而且目光忧郁表情呆滞脸上阴云笼罩。当然我因梦缺眠也不仅仅是由于一心想要为家里早点儿挣一份钱的痴心妄想，还因为我的哥哥经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门不可--他说特务们正用遥控器折磨他的头脑，他要侦察出来他们潜伏在什么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灵似的到处瞎转的主要是母亲。往往地，我太心疼母亲于是也自己跟随……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从外回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的，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
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可以治好哥哥的病，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二十多元！而二十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二十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
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
我赌气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滚落地上，朱砂撒了出来。母亲吃了一惊。趁她弯腰捡时，我冲出了家门。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干冷干冷，估计超过零下三十度了。当年的哈尔滨，每户每月发一张酒票一张烟票。一张酒票可买一瓶酒，一张烟票可买两条普通烟。没有票只能在黑市上买到烟酒，而在黑市上买烟酒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不论买方还是卖方，被抓住了轻则被送入思想教育学习班，重则要被劳改。我家的烟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亲的公关成本。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不维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行的。对于母亲来说，也只能付出那么一点儿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节前的酒票，可以买到一瓶好酒。而所谓好酒，也不过就是一瓶度数较高，水分少点儿的酒而已。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样的一瓶好酒，是要亲自送给替我家买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谢人家的费心。
我买到酒往家走时，心里不禁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好酒，好酒！我宁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让母亲送不成人！谁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点儿值不值二十几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几元，想要靠那点儿朱砂治好哥哥的疯病，明摆着是愚蠢的嘛！母亲，母亲，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张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
那好，我要将这瓶好酒喝光！心里这么想着，张口就咬瓶盖。当年牙也结实，轻易就将瓶盖咬了下来。还没喝呢，浓烈的酒味已通过鼻孔刺激出了两眼泪。但我意已决，不肯作罢，用衣袖揩去眼泪，闭着双眼，咕嘟喝了一大口！（未完待续）
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考试升学方式永远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升学的资格和权利，当然要属于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充当勇猛小将的革命学生……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精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暴的另一种说法，并且得到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和所谓“红色司令部”的怂恿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
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年至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在那三年中，我的梦境内容相对单纯，经常梦到的是过年过节饱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过就是大米饭、馒头、猪肉炖粉条之类。也梦到过捡东西，捡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可当即便吃的东西，比如一个不知从哪儿滚到马路边的大西红柿，或一出校门发现某处有个由纸绳捆扎的纸包，打开来惊喜而见竟是一包粗粮细做的“实验点心”，甚或，会是一块“人造肉”。“实验点心”大抵是用苞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则是用淘米水沉淀后收集在一起的淀粉做的。也有梦着过捡到了粮票的时候，但从没做过捡钱的梦。因为那三年的实际情况是，只有钱没粮票几乎不管去到哪儿都吃不成一顿饭。那三年我才是小学生，根本不会做和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虽然整天挨饿，却从没做过噩梦。但1967年，我不但经常做捡钱的梦，与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也常做噩梦。白天看到极尽凌辱之能事的批斗情形，夜里的梦境中便会出现那一情形。而且，特悲哀的是，梦中被批斗的人正是我的父亲。有时白天听说一个什么什么人因不堪忍受凌辱和折磨，以死抗议，爬上工厂极高的浓烟正升腾着的烟囱，一头栽将进去。结果某一天晚上那情形便会出现在我的梦中，那一头栽入高大烟囱的人变成了我自己……
是的，1967年，我不断做捡钱的梦、在考场上发现自己竟赤裸着下身的梦，以及种种惊出一身冷汗的噩梦。已经18岁的我，“饥饿年代”之后不再脸色青黄（我想那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头，逐渐胖了一点儿，一年之内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严重失眠对我身体的负面影响并不比严重的营养不良对我身体的危害小些。我整天昏头涨脑无精打采，而且目光忧郁表情呆滞脸上阴云笼罩。当然我因梦缺眠也不仅仅是由于一心想要为家里早点儿挣一份钱的痴心妄想，还因为我的哥哥经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门不可--他说特务们正用遥控器折磨他的头脑，他要侦察出来他们潜伏在什么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灵似的到处瞎转的主要是母亲。往往地，我太心疼母亲于是也自己跟随……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从外回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的，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
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可以治好哥哥的病，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二十多元！而二十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二十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
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
我赌气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滚落地上，朱砂撒了出来。母亲吃了一惊。趁她弯腰捡时，我冲出了家门。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干冷干冷，估计超过零下三十度了。当年的哈尔滨，每户每月发一张酒票一张烟票。一张酒票可买一瓶酒，一张烟票可买两条普通烟。没有票只能在黑市上买到烟酒，而在黑市上买烟酒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不论买方还是卖方，被抓住了轻则被送入思想教育学习班，重则要被劳改。我家的烟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亲的公关成本。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不维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行的。对于母亲来说，也只能付出那么一点儿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节前的酒票，可以买到一瓶好酒。而所谓好酒，也不过就是一瓶度数较高，水分少点儿的酒而已。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样的一瓶好酒，是要亲自送给替我家买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谢人家的费心。
我买到酒往家走时，心里不禁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好酒，好酒！我宁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让母亲送不成人！谁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点儿值不值二十几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几元，想要靠那点儿朱砂治好哥哥的疯病，明摆着是愚蠢的嘛！母亲，母亲，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张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
那好，我要将这瓶好酒喝光！心里这么想着，张口就咬瓶盖。当年牙也结实，轻易就将瓶盖咬了下来。还没喝呢，浓烈的酒味已通过鼻孔刺激出了两眼泪。但我意已决，不肯作罢，用衣袖揩去眼泪，闭着双眼，咕嘟喝了一大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