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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蔡邕传云“及董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叹，允勃然叱之，即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狱中”卓之被诛，在献帝初平三年四月（公元192年），蔡邕之死当略后数月，邕传死时六十一岁，独断成书，当在灵帝末年。
（五证）荀悦汉纪
荀说汉纪卷三十云“班彪举茂才为徐今，彪子固字孟坚，明帝时为郎，据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自高祖至于孝武，大功臣绍其后事，迄于孝平王莽之际，著帝纪表志传以为汉书凡百篇”荀说又有时兼称为太史公记，汉纪卷四十云“司马子长既道李陵之锅，喟然而叹，幽而发愤，遂著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其体例与应劭风俗通义相同，又按汉纪序云“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钞撰汉书，略举其要，其五年书成”是荀悦此书，成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比较独断为后。
（六证）应劭风俗通义
应劭风俗通义佚文（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三十七）云“宫车晏驾，谨案史记曰王稽谓范睢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旦官车晏驾，是事不可知也”严氏本条佚文是从文选卷六十竟陵王行状李善注辑出，案应劭系节用史记范睢传文。
风俗通义佚文（卢文强群书拾补第二十八种）云“由余秦相也，见史记，汉有由章至长沙太傅。”（引宋景文公笔记），由余秦相见史记秦本纪，当为本书姓氏篇佚文。
又风俗通义有称太史公记者，如卷一“谨案战国策、太史公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窥周室”云云。按所引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賛，太史公又用贾谊过秦论上篇原文。又风俗通义有称太史记备如卷二“谨案太史记燕太子丹与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归，归求勇土荆轲秦武阳函樊于期之首，贡督亢之地团，秦王大悦，礼而见之，变起两楹之间，事败而荆轲立死”按本条盖节引史记刺客荆轲传文。又卷二“谨案太史记，秦始皇欺于徐市之属，求三山于海中，而不免沙丘之祸”本条节引史记泰始皇本纪文。应劭对史记又兼称太史公记及太史记者，盖史记之名初经改变，故随手漫书，并不一致。又案应劭当卒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汉书集解条，风俗通义成书，当在灵帝时代。
（七证）颖容春秋例序
颜容春秋例序云（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有司马迁、扬雄，其所著作违义正者尤多阙略，举一两事以言之，迁史记不识毕公文王之子，而言与周同姓；扬雄法言不识六十四卦之所从来尚矣”按史记魏世家云“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颖容所讥，当即此文。又后汉书儒林颍容传云“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善左氏春秋，初平中避乱荆州，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八证）高诱吕氏春秋训解
吕氏春秋卷十六先识览云“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以其图法归周”高诱训解云“屠黍，晋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顷公之孙、定公之子也，史记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齐而道死焉”按史记晋世家云，‘智伯与韩、翅、赵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怒，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高诱盖节引此文。又按高诱，后汉书无传，诱所撰淮南子注，自序谓成书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吕氏春秋训解成书，当亦在建安十七年前后。
（九证）高诱战国策注
高诱战国策注卷二西周策云“秦召周君，周君难往，或为周君谓魏王曰，秦召周君，将以使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于河南”诱注“魏王，史记作韩王。，河南“史记作南阳”
卷三秦策云“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蔆水”高诱注“蔆水，史记作陵水”
卷八齐策云“盼子有功于国百姓为之用，婴子不善，而用申缚”高诱注“申缚，史记作申纪”
高诱战国策注，据士礼居影宋剡川姚氏刊本写录，按隋书经籍志高诱注战国策二十一篇，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存十篇（四库全书提要云，高诱注二至四卷，六至十卷，共存八卷，方符合崇文总目之数），经宋人又加续注及枝语，芜杂不清，故有疑为依托者，其实决非伪书，上述三条，经审慎甄别，确为高氏之遗说，试举秦策卷四，高诱注咸阳云“咸阳秦都也，今长安都渭桥西北咸阳城也”自是汉人语气。又卷九齐策，高诱所引孟子子哙不得与人燕一节，与今本亦异，高另著孟子章句，搜罗必有多本，其非伪托可知。
上述各证始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终于献帝建安十七年，武荣当卒于灵帝初年，传习史记，必在早岁，桓帝初年即有史记名称，灼然可信。其他如延笃之史记音义、应劭之风俗通义、颍容之春秋例，著者旨无成书年月可考，不得已只引用可考的卒年，是从最低的年限来估计的，他们著书引用史记，在桓、灵、献三世，是毫无疑问的。东汉以后，史记名称，即已普遍流传，不再研究，唐颜真卿东方朔画像赞，仍称史记为太史公书，是鲁公援用古称，并非唐代的通称。
（原载文史哲1956年第6期）
后汉书蔡邕传云“及董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叹，允勃然叱之，即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狱中”卓之被诛，在献帝初平三年四月（公元192年），蔡邕之死当略后数月，邕传死时六十一岁，独断成书，当在灵帝末年。
（五证）荀悦汉纪
荀说汉纪卷三十云“班彪举茂才为徐今，彪子固字孟坚，明帝时为郎，据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自高祖至于孝武，大功臣绍其后事，迄于孝平王莽之际，著帝纪表志传以为汉书凡百篇”荀说又有时兼称为太史公记，汉纪卷四十云“司马子长既道李陵之锅，喟然而叹，幽而发愤，遂著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其体例与应劭风俗通义相同，又按汉纪序云“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钞撰汉书，略举其要，其五年书成”是荀悦此书，成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比较独断为后。
（六证）应劭风俗通义
应劭风俗通义佚文（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三十七）云“宫车晏驾，谨案史记曰王稽谓范睢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旦官车晏驾，是事不可知也”严氏本条佚文是从文选卷六十竟陵王行状李善注辑出，案应劭系节用史记范睢传文。
风俗通义佚文（卢文强群书拾补第二十八种）云“由余秦相也，见史记，汉有由章至长沙太傅。”（引宋景文公笔记），由余秦相见史记秦本纪，当为本书姓氏篇佚文。
又风俗通义有称太史公记者，如卷一“谨案战国策、太史公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窥周室”云云。按所引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賛，太史公又用贾谊过秦论上篇原文。又风俗通义有称太史记备如卷二“谨案太史记燕太子丹与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归，归求勇土荆轲秦武阳函樊于期之首，贡督亢之地团，秦王大悦，礼而见之，变起两楹之间，事败而荆轲立死”按本条盖节引史记刺客荆轲传文。又卷二“谨案太史记，秦始皇欺于徐市之属，求三山于海中，而不免沙丘之祸”本条节引史记泰始皇本纪文。应劭对史记又兼称太史公记及太史记者，盖史记之名初经改变，故随手漫书，并不一致。又案应劭当卒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汉书集解条，风俗通义成书，当在灵帝时代。
（七证）颖容春秋例序
颜容春秋例序云（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有司马迁、扬雄，其所著作违义正者尤多阙略，举一两事以言之，迁史记不识毕公文王之子，而言与周同姓；扬雄法言不识六十四卦之所从来尚矣”按史记魏世家云“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颖容所讥，当即此文。又后汉书儒林颍容传云“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善左氏春秋，初平中避乱荆州，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八证）高诱吕氏春秋训解
吕氏春秋卷十六先识览云“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以其图法归周”高诱训解云“屠黍，晋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顷公之孙、定公之子也，史记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齐而道死焉”按史记晋世家云，‘智伯与韩、翅、赵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怒，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高诱盖节引此文。又按高诱，后汉书无传，诱所撰淮南子注，自序谓成书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吕氏春秋训解成书，当亦在建安十七年前后。
（九证）高诱战国策注
高诱战国策注卷二西周策云“秦召周君，周君难往，或为周君谓魏王曰，秦召周君，将以使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于河南”诱注“魏王，史记作韩王。，河南“史记作南阳”
卷三秦策云“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蔆水”高诱注“蔆水，史记作陵水”
卷八齐策云“盼子有功于国百姓为之用，婴子不善，而用申缚”高诱注“申缚，史记作申纪”
高诱战国策注，据士礼居影宋剡川姚氏刊本写录，按隋书经籍志高诱注战国策二十一篇，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存十篇（四库全书提要云，高诱注二至四卷，六至十卷，共存八卷，方符合崇文总目之数），经宋人又加续注及枝语，芜杂不清，故有疑为依托者，其实决非伪书，上述三条，经审慎甄别，确为高氏之遗说，试举秦策卷四，高诱注咸阳云“咸阳秦都也，今长安都渭桥西北咸阳城也”自是汉人语气。又卷九齐策，高诱所引孟子子哙不得与人燕一节，与今本亦异，高另著孟子章句，搜罗必有多本，其非伪托可知。
上述各证始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终于献帝建安十七年，武荣当卒于灵帝初年，传习史记，必在早岁，桓帝初年即有史记名称，灼然可信。其他如延笃之史记音义、应劭之风俗通义、颍容之春秋例，著者旨无成书年月可考，不得已只引用可考的卒年，是从最低的年限来估计的，他们著书引用史记，在桓、灵、献三世，是毫无疑问的。东汉以后，史记名称，即已普遍流传，不再研究，唐颜真卿东方朔画像赞，仍称史记为太史公书，是鲁公援用古称，并非唐代的通称。
（原载文史哲1956年第6期）